她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
天井里黑压压的全是人。正厅门口，摆着一张铺红布的长条桌，桌上搁着笔墨，一本大红的礼簿。他站在桌子后头，一身黑色的长袍马褂，胸前别着一朵红绸花，冲着抬礼进来的宋家伙计，一抬一抬地拱手道谢。
宋持站在他对面，也是一身长袍马褂，胸前也别着一朵红绸花。
司仪念完了最后一样，冲着长条桌喊：“请女家收礼！”
他提起笔，在那本大红的礼簿上写字。
从楼上望下去，看不见写的什么，只看得见他低着头，手腕一动一动，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完了，他把笔搁下，把礼簿合上，双手捧起来，交给宋持。
宋持接过去，冲他深深一揖。
他还了一揖。
底下的人又叫了一声好。
她站在窗户后头，手扶着窗框。
楼下的人都在笑。三叔公在笑，五婶在笑，宁伯在笑，爹坐在正厅的太师椅上，由人扶着，咳一声，笑一声。
只有他没笑。
他把礼簿交出去，转过身，把那支笔插回笔架上。插了一回，没插进去，笔掉在了桌上。他又捡起来，插了一回。
插进去了。
他转过身，冲宋家来的客人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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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期定在十月十二。
宋家的媒人说，请城隍庙的先生合过八字，十月十二，宜嫁娶，宜纳采，大吉。
过礼以后，宋家主母叫钱嬷嬷捎来一句话，说新妇过门以前，要学一学宋家的规矩，每逢一、四、七，到宋公馆来。
一、四、七，一个月九天。
她去了。
头一天，钱嬷嬷领着她，在正院的穿堂里，学怎么奉茶。茶碗要双手捧，捧到眉心那么高，膝盖要弯，弯到裙角刚刚着地，太太接过去了，才能直起腰来。
她学了三遍，钱嬷嬷说手抬高了。
第二天，学布菜。太太爱吃什么，忌什么，鱼要剔刺，虾要剥壳，一样一样，钱嬷嬷说一遍，她记一遍。
第三天，学站。
主母用午饭，她站在主母身后，跟那几位姨娘站在一处。主母吃了一个钟头，她站了一个钟头。
八月里，正是最热的时候。花厅里没有电扇，两个小丫头站在主母身边，一左一右打扇，扇的是主母。站着的人，一丝风都没有。她背上的衣裳湿透了，贴在身上，汗顺着脖子往下流，流进领口里，痒，不敢抬手去挠。
六姨太就站在她旁边。
站到半个钟头的时候，她听见旁边的人喘气的声音不对了，一口一口，又短又急。
她侧过头去。
六姨太的脸白得一点血色都没有，额头上的汗珠子一颗一颗往下滚，嘴唇发紫，身子晃了一晃。
“六姨娘——”
话没说完，六姨太一头栽了下去。
文与霏伸手去扶，扶住了半边身子，两个人一起跌在地上。六姨太的头磕在她的胳膊上，眼睛闭着，身上烫得吓人。
花厅里乱了。几个姨娘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一个敢动。
主母放下筷子，拿帕子擦了擦嘴。
“抬下去。”她说，“中了暑气，灌一碗十滴水就好了。”
两个婆子过来，一个抬头，一个抬脚，要把人抬走。
“请大夫。”文与霏说。
婆子们站住了，回头去看主母。
“文小姐，”主母说，“府里的事，你还不必操心。”
“她烧得厉害，不是中暑。”文与霏跪在地上，托着六姨太的头，“伯母，请个大夫来看一看，花不了几个钱。”
“我说了，抬下去。”
婆子们又弯下腰。
文与霏没松手。
她抬起头，看着太师椅上的人。
“伯母。”她说，“今天要是人抬下去，灌了十滴水，夜里出了事，明天苏州城里的人要说，宋家的姨娘，在主母跟前站着伺候饭，站死了。宋家的脸往哪里搁？”
主母的脸色，第一回 变了。
花厅里只剩下那两个小丫头手里的扇子，一下，一下，扇着。
“钱嬷嬷。”主母说，“叫人去请徐大夫。”
钱嬷嬷应了，小跑着出去了。
婆子们把六姨太抬起来，往后院去。文与霏跟着站起来，胳膊上叫六姨太的头磕青了一块，衣裳的下摆沾了地上的灰，显得有些狼狈。
她冲主母福了一福。
“晚辈失礼了。”她说，“晚辈跟过去看看。”
她没等主母开口，转身跟着婆子们出了花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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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姨太住在后院最西头的一间厢房里。屋子朝西，下午的日头晒在窗户上，屋里闷得透不过气。一张木床，一张桌子，一只掉了漆的衣柜，桌上搁着一尊白瓷的观音，观音前头一只香炉，香早就燃尽了。
婆子们把人往床上一放，就走了。
文与霏推开窗户，拿桌上的一把蒲扇，坐在床边扇。
门口响起脚步声。宋帆然冲进来，脸涨得通红，一身的酒气，看见床上的人，站住了。
“娘！”
他扑到床边，抓起六姨太的手，手是烫的。他回过头，瞪着文与霏。
“你在这儿做什么？”
“徐大夫马上来。”她说，“去打一盆凉水，拿条手巾。”
宋帆然张着嘴，看着她。
“去啊！”
他吓得跳一下，跑出去了。
徐大夫来的时候，六姨太已经醒了，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看儿子，又看看文与霏，嘴唇动了动。
徐大夫诊了脉，开了方子，说是暑热引动了旧病，肺里有积热，再这么热下去，人就熬干了。
宋帆然拿着方子跑去抓药。
屋里剩下她们两个。
六姨太伸出那只满是旧疤的手，摸到她的手腕，握住了。
“文小姐，”她说，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你回去吧。”
“我等药煎好了再走。”
“你回去吧。”六姨太说，“今天的事，太太一定记下了。”
她的手很瘦，指节一个一个凸出来，握在文与霏的手腕上，没有一点力气。
“我十七岁那年进了这个门。”六姨太说，“进门那年，我也跟太太顶过一回嘴。”
她没往下说。
她闭上了眼睛，握着文与霏的那只手，慢慢地松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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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回到家，她没吃饭，进屋就关了门。
从莲端着饭菜在门口站了半天，敲门，她说不饿。从莲又站了一会儿，把饭菜搁在门口的凳子上，下楼去了。
她坐在书桌前头。
桌上摊着一叠洋文信，是厂子里送来的，伦敦两封，巴黎一封，等着她译。她拿起笔，译了两行，还要下笔时，眼前有些发花，耳朵也一阵耳鸣。
她把笔搁下了。
胸口那里又沉闷得喘不过气。从回苏州的头一个晚上起，这口气就没顺到过底。起先她以为是火车坐久了，后来以为是天热，再后来，她不去想它是为了什么，只是每天晚上躺下去，胸口压着，压到后半夜，睁着眼睛，听窗外桂花树上的蝉一声一声叫，叫到天亮。
饭也吃不下了。从莲端上来的东西，她吃两口，就咽不下去，嗓子眼里有东西顶着。
她没跟任何人说。
跟爹说，爹要着急，爹一着急就咳。跟从莲说，从莲转身就会去告诉宁伯，宁伯就会去告诉他。
她不要他知道。
吃不下饭，这样的日子，和某个人真的很像。那个时候的他，又是为什么吃不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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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还是知道了。
过了两天，早上下楼，他坐在饭厅里看报，报纸挡着脸，她在对面坐下来，舀了一口粥，又放下了。
报纸放下来了。
他看着她面前那碗粥。
“宋家的规矩还没过门，”他说，“先学会省饭了？”
“我不饿。”
“昨天晚上不饿，前天晚上也不饿。”他说，“从莲说，你门口那张凳子上的饭，端上去什么样，端下来还是什么样。”
“从莲多嘴。”
“从莲没跟我说。”闻峋学着五婶的调调，“她跟宁伯说，宁伯跟厨房说，厨房的刘妈跟周家的车夫说，周家的车夫跟周二小姐说。周二小姐昨天来厂子里，问我，文小姐是不是病了。”
她攥住了调羹。
“周二小姐问你，你怎么说？”
“我说，她在宋家学站规矩，站累了。”闻峋说，“学几个月，就站惯了。”
他把报纸叠起来，搁在一边，站起身，拿过宁伯递过来的帽子。
走到门口，他没回头。
“厂子里那两封伦敦的信，”他说，“礼拜六以前要回。你要是站累了，译不动，跟我说一声，我寄到上海去。”
她坐在那儿，看着他出了门。
他没问她哪里不舒服。他没说叫大夫来看一看。他说的是信，是礼拜六以前要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