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她端起茶碗，喝了一口。
“坐吧。”她说，“茶凉了，叫人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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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花厅出来，天又阴了。
丫头领着她往外走，走到二进院子的回廊底下，迎面撞上一个人。
宋帆然。
他穿着一件白绸衫，扣子没扣齐，头发乱着，手里拎着一只鸟笼子，笼子里一只画眉，扑棱着翅膀。他看见她，站住了，上上下下把她打量了一遍。
“哟。”他说，“嫂子。”
丫头吓得直往后缩。
文与霏没理他，要从他身边过去。
宋帆然往旁边一挪，挡住了她的路。
“嫂子刚从花厅出来？”他说，“我娘在里头站着吧？站了多久了？一个时辰？还是两个时辰？”
“让开。”
“我让开。”宋帆然说着，没让，把那只鸟笼子举到她眼前，“嫂子看看，这只画眉，是我大哥送我的。笼子是紫竹的，食罐是官窑的，一天喂三回，喂的是鸡蛋拌的小米。好不好？”
画眉在笼子里一动不动，若非站着，还以为已经死了哈，。
“好。”文与霏说。
“好吧？”宋帆然笑了，“它在笼子里，养了三年了。头一年天天撞，撞得头上没毛，头破血流。第二年就不撞了。第三年，笼门开着，它都不出来。”
他把鸟笼子往廊柱上的钩子一挂，退后一步，让开了路。
“嫂子请。”
文与霏从他身边走过去。
走到回廊尽头，她听见身后那只画眉，撞了一下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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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把她送回文公馆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她进了大门，穿过天井，往楼梯那边走。一楼东厢的窗户开着，亮着灯，窗户里头，他坐在书桌后头，手里拿着一本账簿，没翻，抬着头，正朝天井这边看。
她站住了。
“宋家的茶，”他说，“好喝？”
“好喝。”
“喝了几碗？”
“两碗。”
“两碗。”他说，“那就是坐了一个多钟头。宋太太跟你要田契了？”
她看着窗户里的人。
“你怎么知道？”
“宋家给文家的聘礼单子，前天就送来了。”闻峋说，“单子上写着，聘金多少，金镯几对，绸缎几匹。末了一行，写着请女家开列妆奁，田产房契，一并注明。”
他把账簿合上，搁在一边。
“宋家下聘，聘的是什么，”他说，“单子上写得清清楚楚。”
“你看得懂，”她说，“那天早上，你为什么不说？”
“我说了，你就不写了？”闻峋说，“我不说，你也没写。”
她站在天井里，晚风吹过来，吹得廊下那盏灯晃了一晃。
“写不写，是你自己定的。”他说，“往后在宋家，样样都得你自己定。我这个哥哥，管得了单子，管不了宋家的门。”
他伸手，把窗户关上了。
窗户纸上，他的影子坐回书桌后头，拿起那本账簿，翻开了。
她在天井里站了一会儿，上了楼。
回到屋里，她把那本蓝布面的小册子搁在书桌上，没打开。
她想起宋帆然的那只画眉。
坐到半夜起来，把那本册子翻开了，从第一条看起。看到第十八条，又翻回第一条。
新妇进门，每日卯正，到正院请安。
卯正，是早上六点。
她算了算，从过门那天算起，一年三百六十天，她要在那张太师椅跟前，站三百六十个早上。
十年，是三千六百个。
她把册子合上，压在了那本法律汇编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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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册子在法律汇编底下压了两天。
第三天一早，她换了衣裳，把北大的文凭从箱子底下翻出来，拿一张牛皮纸包好，揣进手袋里，叫了一辆黄包车。
从莲追到门口：“小姐去哪儿？老爷问起来，我怎么说？”
“去城南。”她说，“中午回来吃饭。”
车夫拉着她出了巷子，往南去。日头已经毒了，街上的石板路晒得反光，两边店铺的布幌子垂着，一丝风都没有。她坐在车上，手袋搁在膝头，隔着那层皮子，按着里头的文凭。
城南有一所女中，叫惠灵，美国教会办的，在苏州城里开了二十多年。她念中学的时候，来这里看过一回英文演讲比赛，台上站着的女学生，一口洋文说得又快又好，她坐在底下，羡慕了好几天。
车在校门口停下。门房是个白头发的老头，问她找谁，她说找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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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姓陶，四十来岁，剪着齐耳的短发，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件灰布旗袍，袖口挽着，桌上堆满了学生的卷子。
她接过那张文凭，看了看，又抬头看了看她。
“北大英文系。”陶校长说，“文小姐怎么想起来，到我们这里来？”
“听说贵校秋季缺一位英文教员。”
“缺是缺。”陶校长说，“可我们这里一个月四十块钱，北大出来的人，上海的洋行，一个月给一百块。”
“我不去上海。”
陶校长看着她，没说话，从桌上那堆卷子里抽出一张，推过来。
“这是高二的作文。”她说，“题目是My Mother。文小姐改一改，给我看看。”
文与霏接过那张卷子。
卷子上的字写得歪歪扭扭，一共二十来行，错了十几处。她拿起桌上的红笔，一处一处地改，改完了，在卷子底下写了一段评语，写的是英文，写了五六行。
陶校长拿过去看。
看到评语那一段，她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又看了一遍。
“这个学生，”陶校长说，“她娘去年病死了。她这篇作文，写的是她娘生病的时候，她半夜起来熬药。写得不好，错字多，先生给了个丙。”
“我看出来了。”
“你给她的评语，说她第九行那一句，是全篇最好的一句。”陶校长说，“第九行写的是，我娘的手很冷，我把它放在我的衣服里面。语法是错的。”
“语法是错的。”文与霏说，“意思没错。”
陶校长把那张卷子搁下来，摘下眼镜，拿手帕擦了擦。
“九月一号开学。”她说，“文小姐八月底来，我把高一高二的课本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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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的时候，她跟爹说了。
爹正端着一碗冬瓜汤，听她说完，汤匙停在嘴边，没往嘴里送。
“教书？”他说，“宋家那边……”
“宋家那边，我自己去说。”
“你自己去说。”爹把汤匙放下来，叹了口气，“你这孩子，跟你娘一个脾气。”
他咳了两声，宁伯赶紧递过帕子。
“去吧。”爹说，“一个月四十块，比你在北平译信强。只是宋持那孩子，你好好跟他说，别叫人家为难。”
对面，闻峋一直低着头吃饭，这时候才抬起眼皮。
“惠灵女中，”他说，“校董会里，有宋伯父一个位子。”
饭桌上静了。
“你怎么知道？”她问。
“去年惠灵盖礼堂，宋家捐了五千块，礼堂的匾上刻着宋家的名字。”闻峋说，“苏州城里，谁不知道？”
他夹了一筷子菜，搁进爹的碗里。
“我就是说一句。”他说，“妹妹去教书，是好事。”
她攥着筷子。
“你要说什么，”她说，“一口气说完。”
“说完了。”闻峋说，“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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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说错。
五天以后，惠灵女中的校役送来一封信，信封上是陶校长的字。她当着从莲的面拆开，信上只有几行，说本校校董会议决，秋季英文教员一职，另聘他人，承蒙垂青，不胜歉仄。
她把那封信看了一遍，折起来，揣进手袋里，叫了车，又去了一趟城南。
陶校长在办公室里等着她，似乎早料到她会来。
“文小姐请坐。”她说，“信是我写的。话我当面跟你说。”
她亲手倒了一杯茶，搁在文与霏跟前。
“前天，宋太太叫人送了一张帖子来。”陶校长说，“帖子上没提你，只说宋家今年秋天，要给学校添一座图书馆，请我过去商量商量。”
她把眼镜摘下来，搁在桌上。
“我过去了。宋太太跟我说了一下午的图书馆，说完了，送我到门口，问了一句，听说惠灵新请了一位先生，是北大的高材生。”
“她就问了这一句？”
“就这一句。”陶校长说，“文小姐，我在苏州办了十二年的学，这一句是什么意思，我听得懂。”
文与霏坐在那里，手里端着那杯茶。
“陶校长。”她说，“你要是不听得懂呢？”
“我要是不听得懂，”陶校长说，“明年惠灵就没有图书馆，后年，校董会里会多出几个人，问我一个女人，凭什么当这个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