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霏拿起一张皮,接着包。
说什么呢。
谁是来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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馄饨下了锅,一个一个浮起来,元宝和啤酒肚挤在一处,在滚水里打着转。
盛出来,三大碗,汤上撒了虾皮,紫菜,一小撮葱花,滴了两滴香油。
荠菜的香味一出锅就冲出来了,满屋子都是,清清的,带着一点泥土气,带着一点春天田埂上的味儿。
文与霏捧着碗,舀起一个,吹了吹,咬了一口。
是那个味儿。
是苏州的三月,是从莲蹲在田埂上挖菜,是饭桌上一盏灯,灯底下坐着一个人,碗里的馄饨一个都没动,看着她吃。
她一口一口地吃,吃得很快,吃了七八个,才抬起头来。
闻峋坐在对面,碗里的馄饨,少了两个。
他拿着勺子,舀起第三个,搁在嘴边吹,吹了很久,没往嘴里送,又搁回了碗里。
“哥哥,你怎么不吃?”
“看你吃。”他说。
去年三月,他也是这么说的。那时候他碗里的馄饨没动,是因为他看她看得忘了吃。
如今他碗里的馄饨没动——
她低下头,舀起一个馄饨,塞进嘴里,嚼着,嚼着,那口馄饨在嘴里,忽然咽不下去了。
房东太太坐在炕头,捧着碗吃得呼噜呼噜的,吃完了一碗,抹抹嘴,看看闻峋碗里,又看看他的脸,没说话,把自己的空碗往他跟前一推。
“吃不下就别吃,搁着,我晚上热热。”
闻峋把碗推过去,说谢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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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太阳出来了。
雨后的天,蓝得发亮,柳絮落干净了,满城的槐树抽了新叶子,一棵一棵,绿得发亮。
“我带你去学堂看看。”文与霏说。
她说完,自己先怔住了。她本来想说的是,你歇一歇,回旅馆睡一觉。说出口,变成了这一句。
闻峋看着她。
“好。”他说。
闻峋率先提步,反倒是她追了几步追上去。出了胡同,往沙滩走。
走到半路,她忽然站住了。
“今天礼拜六。”
“嗯。”
“你礼拜三上的车,两天两夜,昨天到。”她扭过头看他,“东吴不是二月就开学了?你不上课?”
闻峋没答,接着往前走。
她追上去。
“闻峋。”
“休学了。”他说。
她一下子站住了。
“什么时候?”
“年后。”
“为什么?”
“怡和追加了单子,三千件,五月的货期。”他说,“厂里要添绣娘,要扩厂房,我坐在天赐庄的教室里,谁替我办?”
“那是你考上的。你考上了,念了一个学期,说不念就不念了?”
“学籍还在。”
“还在有什么用?”
“厂子稳了,就回去念。”
“哪年稳?”
他看着她,没说话。
她也看着他。
他瘦了,手背上的青筋一根一根鼓着,眼睛底下一片青。他休了学,扛着一整个厂子,还从苏州带着一捆荠菜,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蹲在徐州站台的水管子底下浇水。
她张了张嘴,那些骂人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爹答应了?”
“爹说,我跟你一个脾气。”他说,“认准了的事,跟谁都不商量。”
她的眼眶一下子热了,扭过头去。
“谁跟你一个脾气。”她说,“走快点,红楼礼拜六下午关门早。”
沙滩那条街,礼拜六,学生少。红楼立在街边,红砖墙,四层,太阳照在上头,红得晃眼。
她领着他从正门进去。号房的老头正蹲在门口晒太阳,看见她,眯着眼招呼:“文科第三名!礼拜六还来?”
“带我哥哥来看看。”
老头的眼睛在闻峋身上转了一圈,转回她身上,又转回闻峋身上,嘿嘿笑了两声,没说什么。
布告栏还在走廊上。她那张告白还贴着,红格子信纸,叫一个多月的风吹得边角卷了,糨糊干了,一边翘起来,压着一张社团招新的告示。
闻峋站在布告栏跟前,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文科一年级文与霏,课余代译英文信札、货单、契约。按件计酬:信札每封二元,货单一元,契约另议。译稿交接,概在红楼号房,不登门,不面议。」
他看了很久。
文与霏站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七上八下的。
五婶在祠堂里说,一个姑娘家,在大学堂里贴告白揽活儿。满苏州城的人都在传。他在祖宗跟前替她挡了,挡完了,他自己心里怎么想,她不晓得。
他是不是也觉得,丢人。
“定价低了。”闻峋说。
文与霏一怔。
“洋行里的翻译先生,译一封信,三块五。”他转过身来,“你一封两块,比人家便宜一块半,人家译错了还要返工,你译错一个字分文不取。你这是做买卖,还是做善事?”
“……那该多少?”
“三块。”闻峋说,“契约另议那一条,后头加一句,按字计,千字五元起。”
文与霏站在那儿,看着他。
他讲生意经,讲得一本正经,跟在文记的账房里跟大罗算账一个样。
他没觉得丢人。
他在替她算账。
她低下头,眼眶一热,赶紧拿手背去揉,揉完了,抬起头,板着脸说:“你管得倒宽。”
“我是你哥哥。”闻峋说。
他说这句的时候,嘴角是弯着的,眼睛却没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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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楼出来,她领着他往南走,走到中央公园。
四月底,公园里的海棠开过了,丁香正开着,一丛一丛的,走过去,衣裳上都沾了味儿。来今雨轩的茶座摆在院子里,藤椅白桌布,坐着几桌洋装的男女,说着笑着,留声机在廊下转着,放的是洋人的曲子。
她要了一壶龙井,两碟点心。
伙计报了价,她拿出钱袋,一块一块地数出来,搁在桌上。
闻峋看着她数钱,没拦她。
“我请你。”她说,“我自己挣的。”
闻峋看着桌上那几块大洋,拿指头拨了一块过来,翻了个面,又拨回去。
“这几块里头,”他说,“哪几块是宋记的?”
文与霏数钱的手停住了。
“一封两块。”闻峋说,“宋记的信,你译了几封?”
他问得很随意,睫毛垂着。
“记不清。”
“记不清。”闻峋点点头,“那就是不少。”
文与霏把钱袋的口一抽,抽紧了,搁在桌上。
“诊所的,先生的,琉璃厂南纸店的,都有。”她说,“你要是嫌这壶茶里有宋家的钱,可以不喝。”
闻峋看着她,嘴角往上弯了弯。
“喝。”他说,“你请的,我为什么不喝。”
茶上来了。他端起来,喝了一口,搁下,再没碰。点心是豌豆黄,切成小方块,他拿起一块,咬了一个角,放下了。
文与霏装作没看见,拿起一块,自己吃。
他从前不是这样说话的。
从前在苏州,他嘴上也刻薄,但称不上真的刻薄,只是一些阴暗的幽默,且眼睛里是笑的。她顶他一句,他让她一句,让完了,再在她看不见的地方,把事情替她办了。
如今他不笑,眼睛里也像初次见面时的冷淡。
有一阵,谁都没说话。留声机里那支洋曲子放完了,伙计过去换了一张,换上来的是一支中国的老调子,咿咿呀呀,听不清唱的什么。
“北京的春天,”闻峋忽然开口,“比苏州的好?”
“风大。”
“哦。北京的年三十,”他说,“下雪了没有?”
“……下了。”
“下了雪,宋少爷还从东单走到沙滩。”闻峋说,“有心。”
文与霏脸色僵住。
她想说,那天他是坐汽车来的,东西是送给房东太太的,饺子是在房东太太屋里吃的。
她想说,那天夜里,她一个人坐在灯底下,拿着那支钢笔,想写两个字,哥哥,或者,闻峋。一个都没写下去。
她一句都没说。
他要的不是这个。他不是来问年三十的。
“哥哥,”她说,“你从苏州来,坐了两天两夜的车,就是来跟我算这几笔账?”
闻峋这才抬起眼来看她。
太阳从丁香树的叶子缝里漏下来,落在他脸上,一块一块的亮斑,照得那张脸白得透明。他看着她,看了很久,那眼睛黑沉沉的,看不到底。
“不全是。”他说,“还有一笔。”
“哪一笔?”
“初五那天,早上六点的车。”他说,“为什么不跟我说?”
这个问题,终于还是来了。
但文与霏还没想好答案。或者说这段时间,她刻意地回避去想起眼前的这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