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派是因理念追随谢玄英的人，他们信奉心学，研读纯真学说，试图沿着王阳明的道路，寻找真正能够救世治国的道路。
前期，这些人员以江南人为多，双方闹掰后，吸纳了其他籍贯的有志之士。因为崇尚推陈出新，多有改革弊病之语，被称为新纯党，也叫新纯真派。
不过，必须声明的是，虽然分以派别，彼此之间却并非你死我活的斗争关系。
说到底，程丹若执掌宝玺，谢玄英为内阁首辅，他们夫妻内外联合，已然把持朝政，江南党怎么和他们斗呢？人家衹要愿意，大可以不提拔他们，转而与其他人合作。
双方的矛盾并不激烈，衹是合作不再紧密，时有摩擦。
程丹若真正的敌人，是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
夏朝立国一百多年，一代代君王，一届届的官吏，他们在复杂的公务中总结出了默契，哪怕人员迭代，这些“经验”却沉淀了下来，不断往下传递，积累成根深蒂固的弊病。
夏朝中后期，吏治最大的问题就是贪腐。
火耗和淋尖踢斛已经成为潜规则，不，几乎已经成了明面上的规则。老百姓早就忘记没有这些剥削的日子，他们默认要多交一笔钱，而官员们也默认这是一份属于他们的收入。
这无疑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
试想想，原本读书人寒窗苦读，得中进士，想的是为民请命，匡扶社稷，可现实却告诉他们，你们错了，当官的规矩就是剥削百姓。
都说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大家都是凡夫俗子，每天要吃喝拉撒，养父母妻儿，工资不能正常生活之际，很难谈两袖清风。
就算真的有个别人坚持自我，没有同流合污，那么，等待他的是光明前途，还是同僚的排挤？
大家都拿，你不拿，就你清高？同僚愿意有这样的同事吗？上司愿意有这样无暇的下属吗？下属愿意有这样苛刻的上司吗？
古代社会是人情社会，也是人治国度，得不到大众的认可，寸步难行。
我想，程丹若应该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没有选择直接查处贪腐。
人太多了，查不过来，杀了一批还有一批。
她的做法不算高洁，却很实际。
首先，官员贪腐的一大原因，是工资太低，养不起家小。
她设立养廉银，将原本归属于“潜规则”的火耗归公，再统一分配，按照官职给予津贴。
这是应有之义，时代在变化，通货在膨胀，公务员的工资一百多年了还是开国时的标准，本来就不合理。提升工资后，以县令为例，每年的合法收入就从几十两银子变成近千两，足以养活妻小，过上较为优渥的生活。
而且，按照她定的标准，越是等级低的官员，所领的津贴项目越多，充分保障中低层官员的正常收益。
与此同时，随着当官年限的增长，官员还能领“岁银”，这就相当于按照工龄再给部分补贴。
这部分津贴计算非常复杂，感兴趣的可以自己找养廉银的表格看一下，可以说在当时，她提出了一个非常人性化的工资改革计划。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了，养廉银本来就是火耗，衹是从潜规则过了明路，这有什么好吹的？
其实，这就是破窗效应。
当你养不起家，不得不拿火耗的时候，你就知道自己贪污了。既然开始贪了，后面其他地方的灰色收入，拿起来好像也没那么难。
底线一旦跨过，堕落得总是特别快，想刹车都刹不住。
可火耗成为津贴，你有了不菲的收入，又没有贪污，其他可贪可不贪的钱，是不是就会犹豫一下了呢？
大家都是读圣贤书长大的，良心在关键时刻，能不能成为一脚刹车？
饭都吃不饱的时候，人们会偷窃，可吃饱喝足，开着奥迪宝马的时候，是不是不一定要开法拉利保时捷？
衹要有一个人守住了良心的底线，世界上就少了一个贪官。
当然，仅仅是加工资，不足以扼制贪腐之风。
与之相配套的，必然是严苛的清查。
自养廉银施行起，朝廷对贪腐的审查力度骤然加剧。贪污超过一万两的贪官，抄家处斩是标配。
不夸张地说，杀得人头滚滚，怨声载道，弹劾她残暴不仁的奏疏不是论张，是论袋，一麻袋一麻袋往外扔。
好在当时，祝沝非常生气他们对程丹若的弹劾，否则还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程丹若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点。
她杀了几个大贪官后，退让半步，表示天熙七年之前，既往不咎。
天熙七年就是养廉银正式推行的那年。
此前种种，不再倒查，此后分毫，绝不姑息。
老话是极有道理的，你非说要开一扇门，人家多半不肯，可当你掀了屋顶，再说开扇窗户，大家就愿意考虑考虑了。
但考虑不代表同意，双方来回拉扯数次，不止口水战打得昏天暗地，三司衙门都消极怠工，不肯严查到底，为审判带来了极大的阻碍。
最后“迫不得已”，程丹若给出方案，贪污犯只革职抄家，并三代子孙不可入朝为官，不判死刑，这才勉强与文官团体达成一致。
而整个过程，花费了足足五六年的时间。
期间落马的贪官不胜列举，双方争斗的事务也多不胜数：军饷、赋税、灾款、新政改革……后来人轻飘飘的几段话，却凝聚了当事人的大量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