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体型对于幼儿园来说太大，他的智力对于学校来说则远远不够。他算得上是无处可去。
“像个娘们。”钟念念立刻学会了这句话。有时Z先生很苦恼，他怀疑钟念念脑子里是不是有个阀门，这个阀门只对脏话和充满攻击性的语言开放，而面对正常人类交流的语言，钟念念脑子里的阀门严丝合缝，一丁点儿也学不会。
“他这是有大智慧。”袁野这样评论钟念念，尽管钟念念一见到他就开始重复“像个娘们”这句话。
“他什么都不懂。”Z先生怜惜地看着钟念念，他和钟念念坐在沙发上，而袁野坐在茶几上，围成一个狭小而紧密的三角形。
袁野一度很喜欢来动物园老钟的家。这里符合一个落魄的文学青年所有的想象——凋零和生生不息只有一墙之隔，这边生活的全是老弱病残，那面叽喳蹦跳的则是群不知羞耻的猴子。
Z先生白天除了喂猴子之外，还在猴山外支了个摊，兜售切成块的水果和一些鸽粮。他养的鸽子和他的人一样，邋遢、肮脏，即便是飞在耀眼的午后，翅膀上也永远有擦洗不掉的灰色印迹。
经过Z先生多年的培训，这群鸽子已经颇具商业头脑，见到带孩子的游客，就会一窝蜂地围过去，直到游客掏钱购买了鸽粮；猴山里的那群猴子也和Z先生“心意相通”，见到游客围观，就会卖力地翻跟头、跳舞，个别几只还会穿着人的衣服，摇摇摆摆地表演“抬花轿、娶新娘”。
鸽粮和水果块的兜售，让Z先生捉襟见肘的生活不那么难堪。他大部分的储蓄和工资都用于钟念念的康复治疗上——尽管医生在十年前就告诉他钟念念基本上不可能恢复到正常人的智力。
“嘁，医生说的是‘基本上’，那就是意味着，还有可能。”坐在摊边的马扎上，Z先生对袁野说。
“基本上，Basically。”袁野喜欢有人和他咬文嚼字，这会儿他正和钟念念一人啃一支冰棍，冰棍是Z先生请的。
“从字面上分析，确实有恢复的可能。不过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相信神迹。”袁野拍拍钟念念的脊背，厚而踏实，像小牛犊子一样，“这小子，有大智慧。”
“像个娘们。”钟念念开始重复。
“我谁也不信。”Z先生摇摇头。有人要买鸽粮，他殷切地站起来，捧着一包玉米粒送过去。
钟念念一个月的药费在四千元之上，上门康复师的费用则不计其数。Z先生不相信任何康复机构，他坚持把康复教师、针灸师请到家里来，当着他的面一点点教钟念念。也有人含蓄地提出来过：“钟先生，带孩子去医院查查吧。这孩子不是简单的自闭症。”
查有什么用？自闭、低能、秽语综合征……十年前Z先生就已经死心了，不同的医院给出的诊断都不同，但所有的诊断都指向一个结论：钟念念一辈子也不会是个正常人。
第6章 路人甲或小说家（2）
1.
支撑Z先生走下去的，是钟念念九个月时发出的那一声“爸爸”。
“你知道念念小时候多聪明吗？”Z先生对暮色下的袁野倾吐，他们坐在百事可乐赠送的遮阳伞下，看着那群灰鸽子飞回宿舍楼顶。
他拽着钟念念的手，情深意切地回味着十几年前那声“爸爸”。那时钟念念是他们这个家庭的骄傲：这孩子，三个月就能睡整觉，从来不闹人；六个月时彻底戒了母乳，不哭也不闹，没事就盯着一个地方笑；九个月就能发出一声“爸爸”了……
这是十几年来Z先生日夜放在心里咀嚼的话，而袁野却听着听着就收起了笑容——有些现象，是典型的自闭症幼儿早期症状。
“什么时候发现的？”袁野打断了Z先生的赘述。
“啊？就是他满九个月的那个下午，我抱着他在路边玩，他突然喊了我一声。我也没想到这么些年想听第二声能这么难……”Z先生回忆起自己人生里金光灿烂的那一天，泪水几乎湿了眼睛，他很快意识到，袁野问的不是这个，袁野在问什么时候确诊的。
Z先生收起湿漉漉的眼睛，他抓抓鼻子，又把手埋到那盒被夕阳烤暖了的玉米粒中，来回翻腾着。“七岁，七岁吧。别人都说他有问题，学校也不收。换了三家学校，都送回来了。我和他妈妈实在坐不住了。”
2.
在钟念念确诊之前，Z先生一家三口有过一段很快乐的岁月。
他的太太——很多年了，Z先生坚称她为“太太”，他们是性格截然相反的两种人，然而就走在了一起。这个被称作“太太”的女人只是一个机械厂普普通通的会计，头颅浑圆、骨骼宽大，茂密的头发像大尾巴一样扎在脑后，笑起来掷地有声。
他们是经人介绍认识的，Z先生见她第一面就喜欢上了她。他喜欢她那种笑。
她的笑是立体的、是有重量、有空间的，有时候像一只皮球，能跌跌撞撞弹出去老远，撞到墙了也能再弹回来。有时候也像一个辣辣的耳光，劈啪啪地砸到那些浑不知耻的人脸上。
在钟念念确诊后，有很长一段时间Z先生是指望着她的笑活下去的。她的笑乒乒乓乓蹦跳在当时那间小小的两室一厅里，也哗啦啦地落在火车走廊过道里。
刚确诊时，他和太太互相鼓励着，带着念念去北京、去上海，坐那种夜火车，一家三口挤在狭小的座位上，穿过一条又一条黑漆漆的山底隧道，很快天就会亮。他们在那些高楼林立的大城市里收获了许多“诊断意见”，大多数诊断意见后面都藏着“别白花钱了”的劝诫。
钱在一个笑起来掷地有声的女人眼里是算不得什么的，在一个把那个肉乎乎的小生命视作唯一的男人眼里也一样算不得什么。他们的储蓄、存款，他们小小的房子，很快都贡献给了那一条条无边无际的黑色隧道。
只是Z先生没有想到，太太在几年之后，也被拉入了那条永无出路的隧道。
3.
“是贲门癌。”直到很多年后，Z先生也不能顺利地说出那个词。他试了好几遍，两片嘴唇像被黏在了一起，很用力地才发出了这个声音。
他说，太太基本上，是“疼”死的。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病呢？”Z先生反复向袁野念叨着这一句话，他下意识地握紧了钟念念的手，像一个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被人骗了的老农夫。
无数个晴天、雨天，坐在这阔大的遮阳伞下，袁野还原了这一家三口那些年的岁月。
发现是癌之后，钟太太想也没想就拒绝了治疗。她直到临死前都在服用止疼药。Z先生能为她做的不多，只能奔波在各家医院，从不同的科室挂号，以求多得到几粒那种能让人觉不到痛的小药片。到了最后，药片已经止不住痛了。这个爱笑的女人，和她的笑声一样，越缩越小，取而代之的是无休止的呻吟声。
她是实在忍不住痛了，才会从腹部深处发出一声小小的吼叫。只是这样的吼叫出现得越来越频繁。
贲门癌让她无法咽下任何食物和水。有时她会长久地盯着钟念念，然后一拍枕头，挣扎着坐起来，像过去那样对Z先生发号施令：“给我，给我饭。我要吃饭，我还要送念念去上大学呢。”
可那些食物一旦到了她的嘴中，总会以喷射状的形态被吐出来。吐完后，她脸色蜡黄，稀疏的头发全部被汗水沾湿。她重新倒在枕头上，像大牲口一样喘着粗气。这个女人被癌痛折磨得一张脸上只剩下两个黑黑的眼睛和空洞的嘴巴了。
在她尚能活动的时候，住在动物园附近的很多人看到过这一家三口在散步。
Z先生搀着她，她拉着钟念念的手，两个大人嘻嘻哈哈的，有时会笑出泪来，好像在讲什么别致的笑话。实际上，她只是在和Z先生讨论，如果有车撞过来，谁先死比较好。
“我先死吧。那车最好是工作日撞过来，算工伤呢。园里会对你们娘俩负责的，管你们后半辈子。”
“还是我吧。我有保险，还有癌症，死了也不亏。到时你拿着钱，继续带念念去上海做复健。”
两个人站在马路中央，放声笑起来；一旁的钟念念对这笑和泪都置若罔闻，他只是抬头看着遥不可及的白月亮。
4.
“后来呢？”袁野问。
这时《枕头人》已经开始源源不断地为Z先生和袁野带来收益了。即便是在兜售鸽粮时，Z先生也会下意识地练习那种凶狠的、阴郁的神情。袁野看着他脸上忽明忽暗的表情，像在欣赏自己亲手捏造出来的泥人，满意极了。
Z先生的嗓子哑了下去——为了配合《枕头人》的宣传，他把那句宣传语录制了成千上万次，“枕头人，藏在你床底下的神。”
“后来，”Z先生干哑地笑起来，像动物咳嗽的声音，“后来，所有的止疼药都不管用了。只能用兽用麻醉药了，那样她才能睡一会儿，睡一会儿……”
“像个娘们。”一直沉默的钟念念突然对着袁野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