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不敢放声大哭的，这是她自幼儿时期就养成的习惯。大哭，意味着养母的咒骂、养父的巴掌，还意味着哥哥泼到她脸上的热水。
即便是这样微弱的哭声，还是被枕头人听到了。
2.
“枕头人拉着她的手，在这座城市里所有人都睡了之后，带着她飞过一间又一间的窗户，看到了别的女人的梦。
她发现，别人的梦里有笑脸、有温柔的手掌、有热气腾腾的牛奶和暄暄的面包片。别人不会挨打，不需要每天一刻不停地做家务。别人的父亲不会那样亲吻自己的女儿，别人的哥哥也不会把手伸进妹妹的睡衣里。”
袁野噼里啪啦地敲打出书里的原文，把这篇故事发到了新闻下面。他故弄玄虚地指出来，死者也是一个跛子，也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的人，和故事里的那个女人一样，请求枕头人敲碎了自己的颅骨，从此可以安然地休息了。
他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想为《枕头人》找一条出路。
《枕头人》的作者Z先生，是他见过的最木讷、最可怜的人了。他还记得当初Z先生来送稿件，骑着一辆小小的电瓶车，车后座还载着一个单眼皮、面颊圆鼓得像发面馒头一样的男孩。
男孩比Z先生整个人要胖出一截去，白而腻的面颊，脑袋下是细细的一截脖子，仿佛撑不住那颗胖大的头颅，不停地点着头。
这个胖男孩似乎对一切透明的事物感兴趣——他贴着袁野的鼻尖，贪婪地看着袁野的眼镜。
“念念喜欢像琉璃的东西。”Z先生爱怜地看着的男孩，他说儿子的名字叫钟念念。
袁野把眼镜取下来，递过去。Z先生像受不了这份宠爱似的看了袁野一眼，夹着肩膀解开了男孩手上的绳子。他们父子二人一路上都是拴在一起的。
钟念念举起眼镜，对着太阳。袁野发现这个男孩的眼珠格外黑，像小时候弹过的玻璃珠子，泛着漆漆的光。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天空的方向，阳光灼烧之下，眼角开始发红。
“嘿，小伙子，有个性。”袁野是第一次见到可以迎着阳光而不移开眼睛的人。出于对少年的喜爱，他伸出手掌，想帮痴痴地看着玻璃镜片的钟念念遮遮太阳。
然而一个脏字从这个白面馒头般的男孩嘴里吐出来——“操。”
Z先生的脸瞬间变得血红，但是他并没有责怪儿子的意思，只是卑怯而又讨好地笑笑，可怜巴巴地望向袁野，似乎在讨一个原谅。
钟念念除了会出人意料地骂脏字之外，还会学狗叫——他旁若无人地、持续地在袁野的办公室里发出那种老狗呜咽的声音，然而又吊起尖锐的嗓子，开始重复：“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
“他学的鹦鹉；鹦鹉学的三轮车。”Z先生连头也不敢抬，右手从胸口的兜一路摸索到裤子一侧的兜，这才找出一盒皱巴巴的烟来。他不由分说地塞进编辑室主任和袁野的手中，提高声音说：“抽，抽就行。我这还有。”
3.
《枕头人》的版税，算是Z先生唯一一笔像样的收入了。在被袁野从茫茫的网络世界中挖掘出来之前，他不是Z先生，只是动物园养猴子的“老钟”。已经很多年没有人叫过他身份证上的名字了，当在合同上写下“钟自行”三个字的时候，Z先生发了几分钟的呆。他推推眼镜，像不认识这三个字似的，仔细地在上面描了描。
“写什么都行，怎么改都行。”Z先生搓着手，像罚站一样，拘谨地把合同放回袁野的办公桌。他粗乱的眼睫毛垂着，一直偷看合同上的版税。即便是那个百分比的数字小得可怜，但足够让Z先生呼吸错乱、胸口大幅度起伏。
也许是这句话打动了袁野，也许是他那个一直对着窗户学狗叫的儿子触动了袁野，袁野顶着压力和他签下了首印两万册的合同。
对于Z先生这样的野生作家，图书公司是从来不肯在首印超过五千册的。《枕头人》也不出意外，印完就成了库存，每个月只能缓慢地消耗掉十本、二十本。
袁野在新闻下发的那条回复，既救了他自己，也救了《枕头人》。
网友的讨论出乎他的意料，这条新闻在上万条的讨论中变得愈发清晰、愈发离谱。网友们发现，这个死去的女人不仅和《枕头人》里描述的一样是个跛子，同样也有被热水烫过的疤痕。所有的细节在舆论中发酵、放大，甚至有人找出了八年前的一条新闻——螺城火车站，一名十四岁的女孩穿着运动短裤坐在她养父腿上，她的养母一脸麻木地泡着方便面，旁边两个浑身抽了筋似的残疾男孩对此熟视无睹。
网友从面部轮廓和胸口的烫伤疤痕分析，这个死去的“无名氏”，就是上过新闻的那个女孩子。
“无名氏”的身份被抽丝剥茧般地扒开，然而女子的养父母却矢口否认。警察去问话过几次，养父母坚称自己和那个女跛子没有任何收养关系，“只是看她可怜，给过她几口饭吃。”
他们没有报失踪，对养女的走失也毫不在意，她在这个家里没有留下任何存在过的痕迹。由于无人报案，也无法进行DNA比对，那个死在绿化带里的女人就成了一桩悬案。
她的死，没有给从小一起长大的亲人带来一丝触动，却给《枕头人》的销量带来了极大的提升。
3.
“他们都说人是你杀的——哈哈哈哈，就算是，也值了！”袁野喝红了眼睛。
这是他第一次被作者请客。在《枕头人》首次加印之后，收到稿费的Z先生提出来，要请袁野喝酒。
在那家局促的小四川饭馆中，Z先生慌里慌张地点了一道水煮肉片，然后又在油炸花生米和拍黄瓜之间难以抉择。
“想吃就都点嘛。我请你就是了。老钟，你过得也太苦了点。”袁野自作主张，加了几道热菜。他留意到，Z先生几乎不动筷子，只是频繁地抿嘴，喉头像戈壁滩上的石块，滚来滚去。
“胃不好，怕辣，不敢吃太多。”Z先生眉眼低垂，阴郁地笑笑。他的脸长得很有特色，像动画片里那种受尽欺负的长脸沙皮狗，哪怕没有人欺凌他，他也是一副胆战心惊、唯恐得罪了谁的表情。他的两条眉毛像两条年迈的豆虫，软绵绵地趴在眉骨上，一点锋芒也不敢露。
“嗳，人是不是你杀的？杀得好。要是没有这个案子，咱这书火不了。”酒过三巡，袁野说开了醉话。Z先生低下头，继续给袁野添着酒。袁野不客气地一口闷掉，红着眼睛擂Z先生的肩膀，“我说，老钟，你压根就不知道，你的机会来了，我的机会也来了！”
《枕头人》的爆火，让袁野在总编面前挺直了腰杆，在老婆面前也挺直了腰杆。第一笔绩效奖金发下来时，他特意从银行取了出来，换成了崭新的纸币，“啪啦啦”地在办公室数。
“注意点，这样影响不好。咱们多少是个文化公司……”总编沉着脸提醒他。
袁野呸的一声啐在垃圾桶里——即便是愤怒的时刻，也会保持最起码的素质和风度，这是文学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他把那沓红艳艳的纸币在总编耳旁甩得噼啪作响，怪叫着提醒总编：“文学早就死了，文化也死了。这是您的格言。您说过，能赚来钱的叫‘书’，赚不来钱的叫‘砖’。我入行这么多年，总算是做出一本在您眼里不算‘砖’的东西了。”
这种话袁野在Z先生面前是不会说的——Z先生，不，钟自行这个人很奇怪，他是那种带点傻气的人，他真的拿文学当命。
那天他们喝到凌晨一点，小四川饭馆的服务员耷拉着脸一遍又一遍拖地，Z先生只能一边高抬起双脚，一边用筷子敲打着茶壶，大声唱诵着“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他是用方言来唱的这首诗，反复停在了这一句，甚至带了些哭腔。袁野立刻接上下一句，“人生得意须尽欢呐！老钟！”
他们两个人勾肩搭背走出饭馆时，一场春雨已经席卷了螺城。
在白茫茫的雨丝中，Z先生挣脱开袁野的手，冲到细雨里，踉踉跄跄地喊：“拔剑四顾……心茫然！你说，下一句是什么？”
袁野已经吐过几回了，他把站在马路中间的Z先生拉回来，Z先生还在反复着那一句“拔剑四顾心茫然”。
“老钟，你怎么回去？我打个车送你。”袁野试图把醉醺醺的Z先生塞进后排座位，Z先生迸发出惊人的力气。他一把扯过袁野，重重地关上车门，打了一个酒嗝儿之后，脸上浮出了袁野熟悉的那种讨好的表情，他指指停在小四川饭馆门口的电瓶车，笑着说：“我……我骑车回去。我怕电瓶让人偷了。”
“这家伙。”袁野骂了他一声，“你喝成这样了回去能行吗？”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Z先生摇头晃脑地背着，走向屋檐下的电瓶车。
袁野关上车窗前，Z先生远远地喊了一句：“如果真是我杀的怎么办？”
“那你个疯子可太聪明了！”袁野哈哈大笑起来，“这伙计，喝醉了，胡说八道……”他头一垂，在后座上睡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