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能！”她脱口而出。
很久之后，小柳才知道Z先生只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子，和这双鞋子款式一模一样的鞋他有六双。尽管这给动物园的人留下了“老钟个人卫生有问题，从不换衣服”的印象，但Z先生坚持不肯尝试新的款式。任何新的、陌生的，都是不安全的。他坚守这个观点。
他穿着这样的鞋从娃娃河畔跑了回来，穿着这样的鞋把那些女孩的尸体藏到了不同的地方。
看着小柳惊讶的模样，Z先生悬着的心放下了——像一个戳破了女儿顽皮诡计的父亲，他宽厚而慈爱地把一包鸽粮递给小柳，问她还要不要喂鸽子。
小柳并没有服输，她坦荡地接过鸽粮，向天空中抛洒。
地上的鸽子呼啦一声飞上了天，像灰色的大伞，在Z先生的头上陡然收起。
“要喂的。另外，”小柳坐在了塑料板凳上，没有上次铩羽而归的模样，“我一直是你的书迷。这本书我都读完了，其中最喜欢的是这一篇——”
小柳摊开书，露出的篇章名字，是第十九篇故事，《小花》。
第19章 小花
1.
这段时间螺城警方的日子并不好过——先是一名成年男子离奇失踪，家属在动物园门口上演了一哭二闹三直播的大戏，铺天盖地的舆论压得人透不过气；而后是一户人家公然在第三人民医院门口摆起了灵堂，朝医院要失踪了一年的女儿。
彭警官和小柳匆匆赶到时，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和医院的保安正在面红耳赤地对峙。一方说医院看护不力，好好的病人在这里失踪了一年都没发现；另一方则说这户人家把患病的女儿丢在这里，十年没有露面，现在回来要人，就是讹诈、就是勒索。
“我不是把女儿丢在这里，我女儿得的那个病，花钱像流水一样。我们不南下打工，怎么填这个大窟窿？”男人说着，试图挤一些眼泪出来。他从兜里掏出三张幼儿的照片，给围观的人们瞧他的女儿曾是多么乖巧可爱。
“那你女儿长大后的照片你有没有？你拿一张出来，但凡你能拿出一张，我们就给你把人找到。”保安重重地“哼”了一声，展开手臂阻挡这位父亲冲击医院。他对这些人的套路摸得门儿清——在患者生前漠不关心，等患者去世后却一个个冒出来，掏出亲情和良心来讨赔偿。
那位父亲还真的被问住了，他和跪在地上满身白衣的妻子尴尬地对视了一眼，两人心一横，干脆双双倒在地上打起了滚，那几张小女孩的照片飘落在地上，被人踏得满是尘土。
2.
值班的护士回忆，小姑娘失踪的那天，是2020年五月里的某一天。
她为小姑娘做了厚厚的三本诊疗记录——这并不是护士职责范围内的事，只是这个小姑娘从七八岁时就躺在了这张病床上，护士想到这孩子就心里难受，总觉得自己应该为她做点什么，哪怕只是简单地记录一下小姑娘的日常饮食、输液时间、身高和体重的变化。
“我一直想着，等她爸爸妈妈来接她了，就把这三本日记‘啪’地甩到他们脸上。痛痛快快教训他们一顿，要问问他们‘孩子天天喊痛、天天想你们，你们做父母的心是铁打的吗？’”护士不忿地说。她的嗓门很大，讲起话来粗粗拉拉的，好像有谁在她喉咙里铺满了沙砾。她的手指也很粗，拿起针头的样子像在拎着一把锄头，可是住在这里的小孩子都愿意找她打针，她总是一针就能扎入血管，又轻又快，指尖柔柔的，厚重的掌心覆在小孩子的手背上，替他们暖一暖流入血管的冰冷药液。大家都叫她“冯一针”。
“这个小姑娘，体重怎么越长越轻？”小柳轻轻翻动诊疗记录，她发现，在2014年到2016年之间，患者几乎失去了一半的体重。
“噢，病灶转移了。”冯一针护士轻描淡写地说。遭遇这种事情的患者太多了，她已经不再认为截肢是一件多么特殊的事了。
而小柳的心却有一阵颤痛，她在记录里看到，这个孩子在刚入院时，每天要问三四十遍“我妈妈什么时候来接我？”而2016年的那场手术结束后，这个孩子再也没有问过。
“那段时间，”冯一针护士的手在纸张上摩挲着，温温热热的掌心在融化那些横平竖直的字迹，“她有了一个朋友。”
“朋友？”
“对，朋友。”
3.
病房里的钟撤掉了，挂历也撤掉了。
时间在这里是一片空白，所有人都躺在空白里，静静地等待彻底告别时间的那一天。
小花对时间的概念，停留在入院的那一年。
外面的世界她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进来的时候，家里的房门上刚刚贴起了红对联。
对联后面的浆糊是米浆做的，四岁的弟弟顽皮地掀起红纸，用手指沾了沾，然后悄悄告诉她，“姐姐，甜的。”
小花笑了笑，她的嘴巴很干，变成了很淡很淡的粉白色，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
住在这里的时候，最先她是很想爸爸妈妈来看看她的。不过后来就想通了，“我爸爸妈妈在远方打工，要挣很多很多钱给我看病，他们没有时间。”
她这样对小病友们解释。
只是，到了病房窗户上贴对联的时节，她的谎言就有些圆不下去了。
她周围的病床一张张空下来——那些孩子被父母接回去过年了，有的人在过完年还会回来，有的人就永远不会回来了。
可是小花一直在这里，外面的鞭炮响了，天黑了，春晚合家欢的音乐响起来了，在远方的爸爸妈妈还是没有回来接她。
她的探视表上，只出现过一个名字，阿宁。
阿宁是她三年级的同学，她住院后，班主任曾带着几位要好的同学，坐大巴车从镇子上来看过她。
那次同学们都晕车了，阿宁吐得一脸焦黄，身上散发着羊肚汤和菜包子的味道。这味道让小花好喜欢呀，把病房里浓浓的消毒水气味都遮住了。
“我以后还来看你。”阿宁比小花大一岁，脸圆圆的，是个胖丫头。脑子比别人慢一些，班里这些比她小的孩子都敢捉弄她。以前上学、放学，都是只有小花肯和她一起走。
“他们不来我也来。”阿宁的手伸到白色的被子里，捉住小花干巴巴的手，牢牢地牵了牵。
“可是我出院以后，可能不能和你一起跳皮筋了。”小花担忧地说，“医生讲我的腿以后要切掉的，那天他们躲在走廊说，我都听到了。”
“没事，那我抱着你一起嘛。我力气很大。”阿宁让小花看她莲藕瓣似浑圆的胳膊。小花和她拉了拉钩。
4.
初中时，阿宁来过三四次。
她像埋在土里的风信子，抽了条、发了芽，一次比一次高挑，一次比一次苗条。
腰肢凹下去了，胸脯也鼓起来了，脸上开始变得黑的黑、红的红，和三年级时的胖丫头截然不同了。
“我要去打工了。”阿宁告诉小花，她其实也不知道跟小花讲些什么，但是小花那用拼音写成的信，总是一封封地寄到她的初中。她不敢回，因为回一封，小花就要寄回三五封来。那些讨厌的男孩子总会拆了读，然后奇声怪调地笑话她。
“反正也考不上大学，高中上了也没意思。”她说。
小花在一旁不住地点头。
小花就是这点好，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无论阿宁说什么，她都觉得无比正确。也正是因为如此，阿宁才愿意转上两趟车来这里见见她。
“要不你买个手机吧。这是我的号，你加上我，我们可以聊天的。”阿宁在纸上留了一串数字，“我坐车来一趟，总是要晕车。再说我去了南方，不一定什么时候能来看你了。”
小花重重地点头。
她是知道的，南方嘛，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像天涯海角一样。爸爸妈妈就是去了南方，已经六年没有回来了。
“她是我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
病房里大多数人都听过小花讲这句话，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阿宁。
“在手机里。我们都是用手机聊天的，每天都聊。”小花幸福地解释。
手机是护士送给她的。
阿宁走了后，小花问护士姐姐可不可以借给她五十块钱，她要买手机。她还用拼音给护士写了一张欠条，说“我出院后挣了钱一起还给你。”
她的声音小小的，带着怯意，连护士的眼也不敢瞧——她对金钱的理解，停留在小学三年级，五十块钱是一个让人抬不起头的天文数字。
护士笑着打了她的脑袋，“你个小鬼，还知道买手机，你少生点病让我省点心好吧？”
小花赶紧点头答应。
护士从家里拿来一个旧手机，慢是慢了些，但好在依旧可以和阿宁聊天。
“小鬼，这个给你。”护士还给了小花一张纸条，上面是小花爸爸的手机号。
但小花只是“哦”了一声，塞到枕头底下，直到死的那天都没有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