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要看他的内里，那是像“八砖学士”一样的——说归说，他压根不在乎。有自己的所求，懒便懒了。眼中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样的人，江两鬓欣赏。他打小是敏感过头的，有这样一个宽豁疏旷的人在跟前，不免有些青睐。正是这一层认识，让他生出对李蓬蒿最初的好感。
最后一个印象，来自于《新唐书》列传的卷九十九。这里记载了一则大唐黑夜下宰相之间的权斗秘幸。
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敬宗年间，这里李蓬蒿已经在长庆四年（824）五月被封“同平章事”，入阁拜相，与他共同站在大唐权力巅峰的是大名鼎鼎的李逢吉。
按史上记载，这两人相处“不叶”，原因很简单——李逢吉有个政敌叫裴度，裴度要回京供职，李逢吉反对，而李蓬蒿支持——
这一支持，就触了李逢吉的逆鳞。他因此苦心积虑，终于逮住了下面这起机会，要把李蓬蒿置于死地。
《新唐书》里说，这起险些让李蓬蒿身败名裂的事件，起源于他的一个族弟。这族弟名叫李仍叔，平日里爱钻营，知道两李不和，就想给自己的族兄积攒些势力，于是打算借刀杀人，找了朝中一个叫武昭的官员，“
知武昭郁郁恨不得官
”，便跟他说了一句话：
“
丞相欲用君，顾逢吉持不可
。
译：丞相（指李蓬蒿）想要提拔重用你，可是李逢吉他不允许
”
这一话出来，登时就不得了。那姓武的是个急性子，从此恨不得李逢吉去死，一个夜宴上，竟当众说他“欲刺逢吉”。官场如战场，每一句话都是枪戟，何况是夜宴这种耳目庞杂的地方。后面不用多说，计划被夜宴上的人听了，败露出去，“
乃闻于逢吉
”。
李逢吉听到这个事，当即喜得——风风火火让人找来当时夜宴上的一个在场官员，要他作伪证，将一切幕后唆使推在李蓬蒿身上：
“
言武昭与李蓬蒿同谋则活，否则尔死
译：说武昭和李蓬蒿是同谋，你就能活；否则你就是死
。”
江两鬓觉得李蓬蒿运气好就好在这里：按道理说，依照李逢吉的权势，朝中臣子没有一个敢不听他的号令，可偏偏百人中就有这么一个——被李蓬蒿给碰上了。
就是那个被要求作伪证的官员。义正言辞，拒绝李逢吉的威吓，“
冤死甘心，诬人以自免，不为也
”，在三司会审的时候有一说一、阐明真相，还将李逢吉找人威胁他的事情全部托出。从此“
逢吉之丑迹皆彰
”。
最后李仍叔因为无中生有、挑拨离间，被贬为道州司马。而与他有亲族关系、被李逢吉设计的李蓬蒿，竟然因为这个官员的秉忠直言，得以在这场权力斗争中全身而退，不仅保住了羽翼，还从头到尾没伤到半点声名。
百里挑一的一人，为李蓬蒿证明了清白——这怎能不说是运气爆棚。
当然，这起“武昭案”从起到落，始终没有看到李蓬蒿的影子。他有没有在过程中做一些权术运筹，根本不得而知。读史的人看了，只会惊叹他的运气——能在李逢吉的铡刀下逃脱，实在是走了狗屎运。但这背后兴许有人力的成分——看不出人力，并不因它没有，只是因它太高明，以至于匪夷所思，不愿信这是人为所能达到，只能归功于运气。
权术运筹至炉火纯青的人，能够将一切化解于无形。外人无法察觉，连史书也留不下任何痕迹。
所以说是运气爆棚，其实是韬略超群。
李蓬蒿的信件并没有以上所说的这些事迹。它的开头只简简一句评语，出自《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一十七》。在这个篇目中，李蓬蒿的生平被以一粗糙的方式展开，在铺陈他一生的起伏线条之后，结尾处史官跟了一段论述，总括这一卷里提到的所有历史人物，李蓬蒿信件开头的评语，就从这段论述里摘来。
这段论述原文如下：“
宗儒、易直，以宽柔养望，坐致公台；与时沉浮，寿考终吉，可谓能奉身矣。逢吉起徒步而至鼎司，欺蔽幼君，依凭内竖，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不 与李训同诛，天道福淫明矣。申锡小器大谋，贬死为幸。蓬蒿不持士范，殁获丑名。 君子操修，岂宜容易
！”
还有一句：“
赵、窦优柔，坐享公侯。蝮蛇野葛，逢吉之流。岂无令人？主辅谟猷。 李、宋弼谐，于道难周
。”
这里面，关于李蓬蒿的评语，一个是“
不持士范，殁获丑名
”，一个是“
于道难周
”。
就这两句话，成了李蓬蒿信件的开头。
江两鬓眉头一皱，接着往下看，逐渐发现了一个在他认识之外、被历史刻意掩饰了的李蓬蒿。
紧接在两句评语后面的，就是一段史料的铺陈。
“
叔文欲夺宦者兵权，每忠言宣命，内臣无敢言者，唯贞亮建议与之争。知其朋徒炽，虑隳朝政，乃与中官刘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谋，奏请立广陵王为皇太子，勾当军国大事。顺宗可之。贞亮遂召学士卫次公、郑絪、李蓬蒿、王涯入金銮殿，草立储君诏。及太子受内禅，尽逐叔文之党，政事悉委旧臣，时议嘉贞亮之忠荩
。”
江两鬓古文功底差，看完后并不能立即反应过来——这段史笔，讲的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也即“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是公元805年唐顺宗永贞年间，官僚士大夫为了打击宦官专权、剪除政治积弊所掀起的政治改革运动。这场运动，以十个人为轴心人物，其中领袖的二人姓王，所以叫“二王”，其他八人，在运动失败后，全部被贬为司马，所以获名“八司马”。
这“八司马”中，就有名垂青史的两位唐朝大诗人：刘禹锡，以及柳宗元。
永贞革新上至宦官“宫市”、藩镇割据，下至宫廷乐伎、五坊小儿，都有相应的整治条目，抑阉人、慑藩镇、惩贪鄙、用贤能、免苛征、恤百姓，浩浩荡荡，该做的全部都做——药力太猛，以致于前后持续只有一百来天，就被宦官掀翻下台，有如一千年后的百日维新。
只是“戊戌六君子”最后被全部处死，“二王八司马”仅仅只是被贬出京，历史给予他们的下场要体面许多。
所以它是失败的。在公元9世纪初，治乱兴衰的乌云已经笼罩在大明宫的上空，唐朝注定要迈入这样一场循环。在历史周期率的必然因果下，几个文臣做出的努力，只能破开一线天光。大雨要倾盆，人间要改朝换代，他们阻止不了。
就是这样一场有逆于历史洪流的革新运动——李蓬蒿将它作为信件开头，就此展开了他的正文。
“
江郎足下：
“且等一等，我知见了这个书信抬头，你定要先笑的。实不怪我。前面讲到‘故乡时间留恋症’，说吕渭陷此深矣，其实我也一样。实在地说，我活了一千两百多年，见过历朝历代，其间文字的更迭与文学的变迁也算逐一览过，但说到底，最让我安妥心向往之的，还要数这李唐。大抵人性的怀旧都是相同，虽成了‘视肉’，也不能免的。
“假若你真是唐人，在这信的开头，我定要称你一声江十二，或者二十六，那时我们亲信之间都是这样。可惜我不知道你族中的排行，也恐这样的词句太多了你要厌烦，所以只能将将折合以这样的文路，但愿你能习惯。
“贞元三年（787），为我平生之最坎坷最颠簸。在这一年，我的父亲李鹔受宰相杜参牵累，被贬滁州刺史，在京多少经营，一夕化作灰砾。如你所知，我与窦家幼女素有婚约，甚至在事发之前，两家已经通了婚聘。然李氏既已落魄，便无连带他人受苦受累的道理，顾及窦家颜面以及日后的仕途发展，我们还是将这门亲事废弃。
“那一年，我拾掇好一应出京物事，随同父母家眷离开长安，真真觉得天日无光。在此之前，我近乎集齐了一人之少年时所能穷尽的风光意气：祖辈显达，家蒙厚荫，一个陇西李氏，足够我吃上半辈子奉承；能吟诗的数我最富裕，能豪掷的又数我最能属文，国子监去得，平康坊也去得，能拜孔丘，也能出入花柳；风华正茂许了亲，妻子是锦上花，妻家更是树中冠。那时的我心事只是拏云，万千瞩目中成长，当真认为会作一个好家主、好臣子、好女婿、好夫君。
“颠覆只在旦夕。树倒猢狲散，大厦崩塌潦倒之际，为免拖累，全无一人为我李氏争声，私下也无分毫探望，更莫说雪中送炭。汉代有诗两句可解我当时心情：
‘日出入安穷？时世不与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非我秋，冬非我冬’。
“我后来心境之翻覆，全决于此二年际遇。不信人，也不信己，只是放任自由，随他来去。命且戏弄我，我且漠然相待；没有所求，也便没有所害。我是这样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