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情况仍在继续恶化。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大使馆附近张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的大幅标语,东道国提出了抗议。
驻某国大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巨幅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地官员自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某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标语,当局不同意,他们就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驻非洲某国使馆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泽东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殴打、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钻进穆斯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对方连推带搡轰出帐门……。
※ ※ ※
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了香港。
1967年5月初,九龙人造花厂发生罢工。港英当局出动警察出面应付游行的群众。警察向人群投掷催泪弹,并用石块贴着地面横扫示威者的脚跟。
很快,这件事演变成了一桩政治气味极浓的暴力事件。深受大陆影响的香港居民数百人,挥舞红宝书,高呼革命口号,从香港中部的中国银行附近集合出发,步行或乘车前往政府大厦,举行示威活动。
同时,广州的红卫兵组织不断有人秘密潜入香港,对香港的示威活动进行声援。他们在香港有关方面的帮助下,把学校、商店和工厂的偏僻房间改造成生产自制手榴弹和其他简易武器的场所。
香港政府大厦的墙上,出现了一幅幅激进的大标语。示威者变得越来越粗暴,设置警戒线的警察受到袭击。同时,示威队伍中的人群不断地呼喊口号,要求警察调转枪口。
当时的情况是,周恩来极力反对香港发生的暴力事件。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却对香港暴力事件大感兴趣。在江青等人的指使下,广州红卫兵组织秘密派遣了不少红卫兵到香港,去煽风点火,指导那里日益高涨的示威活动。
终于,北京方面也作出了反应。
5月15日,英国驻北京代办唐纳德·霍布森被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方抗议武装部队和警察向“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火,香港当局犯下了大量血腥暴行,这是英国政府和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反对中国的阴谋中的一部分。中国还声称,香港的英国当局正在“对他们又怕又恨的文化大革命”采取敌对姿态,这是徒劳的,毫无意义的。中国政府要求立即释放包括工人、学生、新闻工作者和摄影记者在内的所有被捕人员。中方警告说: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一切后果将由英方承担。
新华社立即全文播发了这份照会。
英国政府的态度十分强硬。就在中国新华社播发了强烈抗议的照会后不久,英国政府即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并且逮捕了许多参加示威的人,强制实行宵禁。
香港政府大厦前的示威活动渐渐平息。
※ ※ ※
这次示威事件的余波仍在回荡着。
就在英国政府宣布支持港英当局后不久,上海革命委员会发布一项命令,宣布立即关闭驻上海领事馆,并限令彼得·休伊特领事和他的助手在24小时内离境。在离开领事馆前往飞机场的途中,彼得·休伊特领事遭到上海红卫兵的粗暴对待。他们不停地踢他的胃部、腿部,把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倒在他的身上。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葡属殖民地澳门的红卫兵强迫那里的英国领事在炎热的太阳下站立数小时,并不断地进行辱骂和围攻。
此后不久,为了报复,香港政府拘留一位涉嫌制造动乱的中国新闻记者,北京的红卫兵也关押了一名叫做安东尼·格雷的路透社记者。红卫兵吊死了格雷心爱的猫咪,把事先准备好的标语贴在他的背上,然后请他享受“喷气式飞机”待遇。被迫跪在地上的格雷,向前躬着腰,手臂被人反扭到了身后,他只能从地面上积聚起来的汗水中照见自己扭曲的身影。
8月22日,大批红卫兵聚集在英国大使馆的前面。
使馆内,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成员,正在静静地等待。中国政府要求港英当局48小时内释放被捕人员的最后期限即将结束,此刻,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难熬。全体使馆成员挤在一间屋子里,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事情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夜幕降临了,聚集在外面的红卫兵点起了马灯,唱起了革命歌曲。歌声一浪一浪涌来,拍打着使馆内全体成员的心弦,使他们对未卜的前途又增添了几分担忧。
大约在晚上10点30分,歌声停息下来,架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在宣读一个什么《通告》。不一会儿,使馆外由远而近响起了纷乱的脚步声、欢呼声和口号声,红卫兵冲进来了。
守卫在使馆门前的中国军人似乎也对这些红卫兵没有办法,他们闪到一旁,让如潮水般的红卫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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