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态度多少给了周恩来心理上的一些安慰。基于此,周恩来开列了一份长长的要加予保护的人物名单,请毛泽东签了字。因此,他的一些部下得到了暂时的保护。
甚至,连老奸巨滑的康生也曲意讨好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康生提出:“有些红卫兵把批评总理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了,这都是什么意思?”
“这是反革命行为。”一个红卫兵喊道。
“那么,你们怎么办?”康生问。
“把他们抓起来!”
“对了。”康生击掌赞道。
由于毛泽东保周态度鲜明,中央文革在“炮轰周恩来”的问题上不敢轻举妄动,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便始终把周恩来当作毛泽东司令部的人来拥护。1967年4月的一次红卫兵代表大会上,甚至还发出了特别通令:“周恩来总理是毛泽东主席的亲密战友,不应对他有任何怀疑。张贴攻击周总理的大字报,将被视作反革命行为。”
尽管如此,“炮轰周恩来”的活动并没有停止。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于1967年春天策动了一场反击“二月逆流”的运动。余秋里、谭震林、谷牧、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叶剑英等人一个个被指控为“二月逆流”黑干将,公开点名批斗。而周恩来,也被视作黑干将们的保护人和总后台。
于是,一些人乘机把矛头再次指向了周恩来。
1967年3月24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贴出了一张《给周总理贴大字报》的大字报,公开反对周恩来。
3月31日,北京钢铁学院因“炮轰周恩来”受到批判了的学生张建旗,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轰周恩来”的立场,并表示他没有错,要“三个月后再见”。
5月初,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张光武为首的几个人,公开发表针对周恩来的“开炮声明”;北京商学院出现了一个“火线纵队”,矛头直指周恩来。在此前后,北京农业大学出现了一个称为“五·一六兵团”的组织。
5月16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贴出大字报,诬蔑周恩来是“反革命两面派”。
5月底,以张建旗为首,正式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五·一六兵团”。
6月2日,张建旗将他3月31日写的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给周恩来的一封公开信》抛了出来,又以“钢院五·一六兵团”的名义,贴出《23个为什么?》的大字报,责问周恩来。
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头头刘令凯与“钢院五·一六兵团”头头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聚会,策划成立“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
此间,社会上反击“二月逆流”正烈。谭震林、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人被公开攻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四处煽动,更是把这一切都推向了极端。
于是,“五·一六兵团”的活动更加肆无忌惮。他们在夜深人静之时,张贴出各种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诸如《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彻底捣毁资产阶级司令部!──质问周恩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周恩来还我战友!》、《周恩来,你在农林口究竟要干什么?》等。在每张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的最后,都署名“五·一六”三个醒目的阿拉伯数字,其中的“1”字写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炬形状。
面对“五·一六兵团”对周恩来越来越猛烈的攻击,北京的许多红卫兵组织表示愤怒。每当“五·一六兵团”的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贴出来之后,不到一两天时间,就被另一批新的“迎头痛击反周逆流”的大字报所覆盖。“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还发表声明:“炮打周总理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谁要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
迫于压力,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得不让陈伯达出面表态:“周恩来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反对周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
“五·一六兵团”张建旗等人稍稍收敛了些。6月4日,他们发表了一个《严正声明》,表示群众对他们误解了。摆出一付偃旗息鼓的姿态,转入到更加隐蔽的地下活动。
文革波及海外
1967年2月,红卫兵包围了苏联大使馆。两个星期了,仍不见有撤退的迹象。
一切行政命令在红卫兵面前不能奏效,一切领导人的讲话都无法使红卫兵撤离。要这样的时候,照例,由周恩来出面解决问题。
周恩来站在麦克风前,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来说服这些狂热的红卫兵们。
他开口了。周恩来总理以他特有的魅力和谈话技巧,将红卫兵的思路从狭隘的一隅引向全世界,引向风起云涌的国际风云。他强调斗争要注意策略,斗争要有艺术性,不要过分刺激苏联领导人。红卫兵们安静下来,沉思着。
两天后,红卫兵的包围圈撤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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