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这些声音,和街头高音喇叭里的宣传大不一样。正是由于周恩来这些理智、循循善诱的声音,使他卷入到了一场阴谋的漩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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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曾经炮轰过周恩来的红卫兵后来在坦白材料中写道:“有人叫我们整理最大的当权派的黑材料。领导上给我们提供文件,有时我们自己查找文件。文件就是周恩来总理的报告、讲话、谈话纪录等。我们仔细审查每一个字,检查周恩来总理的每一个行动。1961年,周总理在关于文学的讲话中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坏现象存在,缺乏民主,许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这不是鼓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吗?他还说,‘毛主席曾经修改过自己的文章……伟大人物承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不是吹毛求疵吗?我们从他的许多讲话中东拼西凑,断章取义。最后我们说服自己:周恩来应该打倒。”
实际上,1966年8月以后,一个反周活动的浪潮就在秘密蕴酿之中。
炮轰周恩来的活动,以著名的“五·一六兵团”为急先锋。“五·一六兵团”发源于中国科学院,领导权后来转移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帮红卫兵手中。其主要幕后指挥者,有文革中红极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
到了1966年9月,秋风瑟瑟之中,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开始出现在北京街头。
在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中,炮轰周恩来的大字报十分为人们关注。
1966年9月25日晚,在同红卫兵的一次彻夜长谈中,周恩来提到了这些大字报:“今天我非常坦率地同你们讲,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有这样大的自由?你们可以贴各种各样的大字报,有人甚至写出了‘炮轰周恩来!’当然,我知道了,但我一点也不会注意它。有人写出了一张大字报,要求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拥有近四亿人口,怎么能完全消灭?答案是:不可能。”说着,周恩来轻松地笑了起来。
周恩来坦诚地说:“我自己曾犯过路线错误。但单单这一点并不能说明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1927年南昌起义时,我犯的错误是进城而不是下乡。六届四中全会我也犯了错误,但蒋介石还是下令逮捕我,你又怎么能说我不革命?”接下来,周恩来谈到了他自己的家庭出身。谈到他父亲时周恩来说:“从阶级成分看,他是个小官吏。”紧接着周恩来又说:“我没有孩子,只有两个侄子,一个没有工作,一个在解放军部队里。我是总理,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也不容易。”
作为战士,周恩来没有撤离他的阵地。用一位外国人的话说:“千百万中国人相信,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里,作为个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解决大家无法解决的问题。许多人寄希望于他,是因为他了解他们的个人困难,他会答复他们苦恼的信件,或答复他们的请求,给他们在北国严寒中漂零的红卫兵孩子送去被褥。”
周恩来似乎从来没有这么忙过。事无巨细,一概都得他具体过问。以仅有的少量政府工作人员,他尽力使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从每天必需的柴米油盐,到人造卫星计划,从少数民族事务到接见外宾,周恩来每天的工作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
他经常彻夜工作,同红卫兵、工人、干部和外省来的群众代表们谈话,给对立的红卫兵组织做耐心细致的调解工作。他下令保护寺庙文物,劝阻狂热之中的红卫兵不要破坏历史古迹。
1966年10月3日,在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他再次强调:“红卫兵不要进入解放军守卫的机关。红卫兵不能携带武器,不能穿军装,因为你们不是正规预备役部队。司法权属于法院。红卫兵组织不能使用宣传机构、党报、新华社和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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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7年,周恩来的部下一个个落马。陈毅、贺龙、廖承志等人一个个成了红卫兵炮轰火烧的对象。当时的情况是:今天,他号召工厂继续开工生产,红卫兵不要进入工厂;明天,《人民日报》上白纸黑字载称,现在所有工厂和全国城乡都要放手搞文化大革命。
1月6日,天安门前出现了一条长15米的巨型标语,赫然写着“炮轰周恩来”的字样。
与此前后,一批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陆续出现在北京街头。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进行了温和且又行之有效的斗争。在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后,他有意无意提到了揪斗“牛鬼蛇神”的问题。
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真正坏的右派分子只占全体右派分子的百分之一、二、三。”
周恩来说:“现在比这多多了。”
毛泽东一楞,然后坚决地说:“不管多了多少,都要把他们镇压下去。”
当听说北京街头出现了“炮轰周恩来”的标语,并且有红卫兵组织要批斗周恩来时,毛泽东脸色愠怒地说道:“那好,就让他们连我一起批斗。”
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果没有了周恩来,许多事情会无法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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