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动手砸玻璃、家俱摆设和汽车,并开始用随身携带的汽油在使馆内放火。
唐纳德·霍布森和23名使馆职员仓惶之中逃入一个保险库里,后来,在浓烟的掩护下,他们冲出了使馆。唐纳德·霍布森在后来给他妻子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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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开房门第一个冲了出去,其他人也跟在后面出来了。院子里大约有5000多人。我当场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能打到我的人随手操到什么就拿什么打。女人们也象泼妇般地朝我扑过来,想用棍子把我打倒。他们抓住我的头发拽,并想用领带勒我的脖子。我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大门前的。冷不防伸过来一只手抓住我的手臂,有人用中国话冲我喊道:“到这边来!”那人拖着我跑向印度大使馆(英国大使馆背后),他把我藏在大门背后。头部受到的打击使我晕了过去,失去了意识,此时的我就象牲口一样淌着血……。
几位妇女逃向对面的阿尔巴尼亚大使馆,但阿尔巴尼亚人紧关着铁门。她们遭到群众的殴打和辱骂时,阿尔巴尼亚人却在一旁幸灾乐祸,只有两位姑娘设法得到了芬兰大使馆的庇护。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向毛泽东像低头,而且还得忍受唾骂和拳打脚踢。尤其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一位外交人员告诉我,围攻的人中有些是英国人。其中一个头领来自“有良好教育”的家庭,她穿着半统工作鞋在女王的像上跳上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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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英国大使馆的这一场骚乱,直到周恩来等领导人出面交涉,下令让其撤走,才在次日清晨逐渐平息下来。关于红卫兵冲击英国代办处一事,当时的《人民日报》作了倾向性十分鲜明的报导,标题是《首都红卫兵对英代办处采取强烈行动》,其文中写道:
被英帝国主义疯狂迫害我香港爱国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激怒了的首都红卫兵及革命群众一万多人,今晚涌到英国代办处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在门前举行了声讨英帝反华罪行大会,并且出于义愤,对英国驻华代办处采取了强烈的行动。
……今晚,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愤怒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同仇敌忾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群众不断高呼:“打倒英帝!”“打倒美帝!”“打倒苏修!”“反华的人决没有好下场!”“港英必败!”“中国人民必胜!”“坚决支持香港爱国同胞的反英抗暴斗争!”“港英法西斯当局必须低头认罪!”
在会上发言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职工代表坚定地表示:我们对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就是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罢休。发言的人强调指出,中国人民任凭帝国主义欺侮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英帝国主义这只千疮百孔的纸老虎,不在中国人民的眼里……。
“五·一六兵团”加紧活动
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面临着局部的转折。这一月里,发生了两件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事。一件事是由关锋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使全国范围内冲击军区、抢夺军队枪枝弹药的事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地方派性与军队的对立演变成了军队与军队之间的对立,甚至野战军也参加了两派之间的冲突。另一件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是姚登山在外交部夺了外交部部长陈毅的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发表讲话,支持姚登山的“革命行动”,恶毒攻击陈毅,而且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王力的讲话,使“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活动受到了鼓舞。一些政府部门,相继被“五·一六兵团”及其他红卫兵组织冲击,夺权之风甚烈。
姚登山,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一位年轻的外交人员,原在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工作。在大使馆里,他领导了一次极左派的夺权斗争,影响很大。他们抗议印尼政府对中国侨民实行歧视政策,并公开支持那里的共产主义运动,因而被印尼政府确认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
在北京,则为姚登山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中国文革小级成员江青、陈伯达、康生以及周恩来,全都出席了招待会,甚至连一惯不愿意抛头露面的毛泽东,也出面了。在这次招待会上,姚登山站在毛泽东与江青中间,颐指昂然。
姚登山以英雄的形象出现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很快,他成了“五·一六兵团”的重要头目之一。
并且,姚登山被任命为外交部总务司代理司长。这一任命,实际上是对“五·一六兵团”的又一次鼓舞。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怂恿下,“五·一六兵团”成员集中的北京外语学院红卫兵组成了“揪陈大军”,计划从陈毅开刀,继而向周恩来进攻。从7月15日起,他们涌到外交部门口安营扎寨,架设高音喇叭,组织街头集会,拦截车辆,堵塞交通,阻碍正常的外事活动。以此手段,向周恩来施加压力,威逼他交出陈毅。
地处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是文革中外交部的办公楼。平日里安静、肃穆,这些日子却象炸开了锅,一拨接一拨佩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从东边楼梯冲上去,又奔向西边楼梯,陈旧斑驳的窄条地板,被来回奔跑的人群踩得叽叽嘎嘎发颤。红卫兵挨着房间盘查,逢人便大声吆喝:“快说,陈毅在哪里?”咄咄逼人的口吻,仿佛是在搜寻一名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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