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战团贴出打倒您的大字报了!”“红旗”的头头向康生汇报着。
康生一听,脸色煞白。很快,他镇定下来,要“红旗”的头头扼要汇报一下“红战团”贴大字报的情况。
“这不单是打倒康老个人的问题,”坐在一旁静听的关锋慷慨激昂地说:“你们胆大包天,竟造反到我们头上来了!这是反对整个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是一股反动逆流。对待反动逆流,决不能手软。先把他们的头面人物抓起来,坚决打退他们的猖狂进攻。”
康生面色阴沉,点燃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说道:“贴这些大字报的人,都有历史背景的。他们的老子大多数是被打倒的‘黑帮分子’。”接着,康生搿着指头说起来:“张际春的女儿,宋之光的儿子,彭真干将任彬的儿子……他们的老子被打成‘黑帮分子’,他们能不咬牙切齿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吗?”
停了一会儿,康生又说:“他们攻击的不是我个人,我个人无足轻重。他们是疯狂地攻击文化大革命。他们磨刀霍霍,是想同我们展开一场血战。”
当场,康生作出了以下部署:
第一,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立即取缔;
第二,立即逮捕“红战团”的几个反动头头,抓人由公安部负责;
第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红卫兵组织,来对付“红战团”;
第四,要向蒯大富明确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不准暗中支持。
陈伯达自告奋勇:“由我向蒯大富宣布这次会议的决定。”
第二天早上,陈伯达在电话里对蒯大富说:“我是陈伯达,现在正式通知你一件事。”陈伯达使用“正式通知”的字眼,表示事情已经不可更改。蒯大富一听,紧张起来,只得说道:“是,我们一定执行中央文革的决定。”
于是,“红战团”迅速被孤立了。
1月20日深夜,中央党校大礼堂里灯火通明。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毛主席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语录播放完毕之后,是“紧急通知”:
“全校革命同志到大礼堂紧急集合!快!快!快!”
“紧急通知”一遍遍播送着,在一月的寒风中更加感到寒冷。
很快,会场上便坐满了人。身穿草绿军装、戴着红卫兵袖章的“红旗”头头在台上大声说:“最近,我校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接下来,一声断喝:
“把反动组织‘红战团’头头揪出来!”
一声令下,一群彪形大汉立即把“红战团”的几个头头揪到台前,个个脑袋被按在地上,腰脊弯曲,象虾米似的。顷刻,一场暴行开始了。几个人窜到台前,下死劲地拳打脚踢,打得这几个“红战团”的头头人人鼻青脸肿、头破血流。
号称有三百战士的“红战团”,迅速土崩瓦解。几个头头被推进囚车,送到监狱。其组织成员和上千名家属,面临着被揪斗、审讯、折磨、关押、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暗淡前途。
5-1、“7·20事件”
毛泽东南巡
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据长江中游,扼南北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毛泽东当年曾饱含激情地歌吟:“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浩浩长江,烟雨蒙蒙,江面上船帆点点,百舸争流,这幅图景确实能鼓起诗人心中的诗情。
1967年春,毛泽东开始巡视全国。
此时的中国大地上,哪里还有一块安静的地盘?政治气温伴随着炎热的夏天一天天升温,红卫兵们分成了若干派系,像一场新的军阀割据,占山为王,忙于修筑工事、营垒。按照毛泽东后来一次谈话中所说的:“中国象是分成了八百诸侯国。”
1970年12月,毛泽东同他的友人、美国著名左派作家斯诺的谈话中,坦露了那次南巡的心迹。毛泽东说:“1967年7月和8月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我也掌握不了局势了。”
局势如此严峻,毛泽东不再诙谐。
在夜幕的虚掩下,毛泽东的专列悄然南下,驶进了武昌南站。
毛泽东住进了东湖风景区西南侧的“梅岭一号”别墅。
“梅岭一号”的内部装璜和陈设,与毛泽东中南海居室和韶山滴水洞的风格一致,庄重、宽敝、简洁、实用。这座“回”字形单层建筑,中间为小天井,从车廊步入门厅,左边是兼作会客厅的会议室,穿越过厅,是毛泽东的办公室和卧室。右边依次为餐厅、秘书室、警卫室、江青卧室及办公室。会议室的外走廊有一条密闭式长廊,直通“梅岭三号”,那里有小礼堂、会议室、游泳池等设施。
毛泽东南巡,就住在武汉的“梅岭一号”。住在这样一个“闹中取静”的别墅里,既不是度假休养,也不单是体察民情,而是换个地方办公,照常住持全党全国的工作。
在这里,毛泽东曾多次召开中央会议,起草过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接见过如金日成、艾地、蒙哥马利等重要外宾。当时,这些会见大部分冠以北京地名,甚至以北京新华门作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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