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_吴过【完结】(78)

  可以这么说,除北京外,武汉东湖边的“梅岭一号”别墅,大概是毛泽东解放后居住时间最多最长的地方。

  1967年夏,毛泽东在这里处理了惊心动魄的“7·20事件”。

  此时的武汉,对立的两大派别组织“百万雄师”和“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钢工总”)剑拔弩张,一场大搏斗,爆发在即。

  早在1967年2月初,这场大搏斗就已开始。

  2月初,在上海“一月风暴”的鼓动下,“钢工总”与北京南下的一部分红卫兵联合冲击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了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并于2月8日在《长江日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

  《声明》中说:“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乱深、乱透……”

  2月9日,“钢工总”继续在《长江日报》上发表社论,说这次接管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进行的。

  当时的情况是,确实有一部分来自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复杂形势中,军队内部也是分裂的,北京的军内造反派支持“钢工总”,并不等于武汉军区也支持“钢工总”。事实上,武汉军区以及其司令员陈再道的倾向性很明确,是支持另一个派别组织“百万雄师”的。

  2月28日,武汉军区征得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同意后,发表了一份《严正声明》。这份《严正声明》中,明确亮出了武汉军区的观点:武汉军区并不支持《二·八声明》。

  3月21日,武汉军区发表《通告》,宣布解散“钢工总”等造反组织。

  对武汉军区的这些表现,中央文革小组自然是不满意的。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意在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红卫兵和造反派。

  4月6日,又颁布了中央军委《十条命令》。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武汉“钢工总”提出了要粉碎武汉地区“二月逆流”,揪出“武老谭”(武汉地区谭震林式的人物)。

  4月16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说道:“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到4月底、5月初,武汉“百万雄师”与“钢工总”的派别斗争已处于尖锐对立状态。

  ※        ※         ※

  应该说,武汉两派的派别斗争只是北京中央高层斗争在地方上的一种变形反映。

  早在1967年初,在康生的主张下,中央文革向林彪写了一份“揪军内一小撮”的报告。报告认为经过几个回合的冲杀,刘少奇在党政机关内的党羽已收拾得差不多了,但军内仍有死角,颇感不安。

  军队是林彪的势力范围,即使经常领受圣旨的中央文革,也不敢轻举妄动。要“揪军内一小撮”,得先向林彪“报告”。

  林彪则另有打算。在军队中,也并非全是他的心腹,正好可以借中央文革这把刀,来砍杀一下军队内的“反骨”人物。于是,林彪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完全同意。”

  报告批发之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揪各大军区司令员的歪风。在武汉,陈再道首当其冲。

  因为,林彪对陈再道“不放心”。

  “反革命兵变”真相

  7月14日,在四川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被电召从重庆到达武汉。

  在此之前,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等也已先后不到武汉。

  7月15日和16日,毛泽东在武汉“梅岭一号”再次召集会议,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和武汉等地文化大革命问题的汇报。在谈到武汉问题时,毛泽东作了如下指示:要给“钢工总”平反,放掉朱鸿霞等人;“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人作他们的工作;武汉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要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

  会议之中,周恩来插话,要谢富治、王力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此时的想法都是尽量化解矛盾,使对立的两派组织能联合起来。如果仔细分析,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区别。毛泽东尽管也要两派化解矛盾,但他的基本倾向是倒向造反派一边的。

  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周恩来等人多次做陈再道的思想工作,要他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陈再道怎么也不肯接受这样的说法。

  7月18日,周恩来陪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会见毛泽东。当周恩来介绍陈再道不愿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毛泽东宽容地笑了笑,说:“这怕什么呀?”

  毛泽东对身边的谢富治、王力说,做工作要慢慢来,不能着急,首先要把部队的工作做好,再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开设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群众组织来访,做思想工作。说着,毛泽东转过身对陈再道表示“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拥护你们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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