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也组织了反击。
12月4日,北京“三司”红卫兵举行了“12·4大反击”大会,在天安门广场四周贴满了《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的大横幅。会毕,“三司”红卫兵开动宣传车在全市游说,高音喇叭大喊口号。
12月12日,《红旗》1966年第15期发表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社论中说:“斗争的矛头对准什么,这是大是大非问题。”
12月14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与“三司”、北航“红旗”等红卫兵组织的代表座谈,康生在会上说:“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最严厉的镇压,这是最大的民主。”江青说,“别忘了咱们是无产阶级专政。”
12月中旬以后,公安机关开始出动囚车和警察,陆续逮捕了参与“十二月黑风”的红卫兵。12月16日,北京林学院召开“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第二天,北京市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的誓师大会”,陈伯达在会上宣布:“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会后,公安机关逮捕了李洪山。
同日,谭力夫也被扭送公安部。
几乎在同一时间,伊林·涤西也被捕入狱。
紧跟着,开始大规模抓人。如前所述的“联动”成员纷纷入狱,即为典型的例子。
中央党校“失火”
中央党校是党的最高学府。学员中,地位高的有省、市委书记和省长、市长;地位低的有宣传部门的笔杆子。这里藏龙卧虎,有着相当多的足智多谋有人物。
建国之初,由刘少奇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五十年代末期,中央让康生分管中央党校。
1966年,文化革命兴起,康生自然就琢磨着得好好利用一下中央党校这块阵地。
当时,中央党校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分别是“红战团”和“红旗”。
运动之初,两派都刷出大标语:“我们坚决拥护康老!”“谁反对康老,我们就和谁血战到底!”
康生捋着下巴,得意地笑着。
他要出一道考题,看看究竟哪一派是真心跟他。考题是:批判林枫。林枫,当时中央党校的校长,康生认为林是刘少奇培植的亲信,必须坚决打倒。
结果,两派都很卖劲。双方喊声震天,不相上下,数以千计的大字报,贴满校园。
对这样的结果,康生自然满意。
但是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1967年1月中旬,清华大学校园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揭发康生罪行”的大字报。
大字报用的是爆炸性语言:
“康生明里是人,暗里是鬼。演鬼戏,是他鼓动的。凭着三寸不乱之舌,煽动文艺界去演鬼戏。他拍着胸,打保票,夸下海口:‘不要怕,大胆地去演,出了问题,说是康生批准的,一切后果,由我承担。’可是一转身,又由他康生把演鬼戏的、写鬼戏的都打成‘黑帮分子’,有的已经迫害死了。”
“康生诡计多端,心黑手狠,是玩弄权术的阴谋家。《二月提纲》从头到尾他都是参与了的,可是到节骨眼上,反咬一口,说彭真是背着他搞的。他又是一贯正确,入污泥而一尘不染;不但把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还立了功劳。”
“康生不是治世之能臣,而是乱世之奸雄。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成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他吃人的法术很多,施阴谋,设陷阱,残害多少国家栋梁,他是两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康生是冯道式的人物,两面三刀,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为了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什么他都能干,什么他都出卖。”
…………
冯道是五代时宦海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在后唐、后晋历任宰相;契丹、后汉、后周又任太师,事过五个国君。国君像走马灯似的下台了,冯道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随机应变,神通广大,一直身居高位。他的决窍就是看这个国君要垮了,立即廉价出卖,笑脸去迎新的国君。把康生比作冯道,无疑使康生大为恼怒。
三天之后,康生的后院──中央党校终于“失火”了。党校大礼堂前贴出了打倒康生的大、小字报。其中,有一张“勒令”尤为引人注目:“正告老奸巨滑的康生,你这个制造天下大乱、祸国殃民、残害无辜的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刽子手,你作恶多端,罄竹难书,限你24小时之内,必须交代你的滔天罪行。如不交代,誓与你血战到底!”
这把火是惹事的火。谁不知道康生时任中央文革顾问,代表着“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大字报栏前看大、小字报的人,有的惊愕、紧张,有的恐惧、担忧,即使有从心底里觉得高兴、解气的,也不敢有多少表露。
※ ※ ※
果然,这批大、小字报贴出后不久,中央党校“红旗”的头头即得到消息,立刻驱车前往中南海钓鱼台,要向江青面奏。
康生不在家。他去一号楼陈伯达家里去了。“红旗”的人又往一号楼,找到了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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