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看破了，配合一下演出不行吗？”我抗议道，“总得有点仪式感吧。”
“可那样不公平。”
“不公平？”
“对啊。传统上，求婚总是由男性发起的，女性是被动接受的一方。我想反其道而行之，让你变成接受惊喜的那个人。这样你就会印象深刻，永远不会忘记了。”
“你说得好像即将生离死别一样。”我笑了起来。
“也对，明明即将绑定在一起了呢。”李子桐捏住酒杯，一饮而尽。酒杯里什么也没剩下，她眯起右眼，俏皮地吐了吐舌头，钻石在她的唇齿间闪闪发光。
我把手掌摊在她的鼻尖前，“别闹了，万一不小心吞咽下去就麻烦了。”
她脸色一沉，“难道打算用手指从我的嘴里硬撬出来？想不出其他方式了吗？”
我明白她的意思，“你这个人，真是的。”
她闭上眼睛。我踢开椅子，向前俯身。
好像一不小心成了整间餐厅的焦点，但我们谁也没有在意。海鸥们在海面附近嬉戏，粉色佳人的味道比想象中的还要甘甜。
我吐出戒指，“稍等，我找服务生要张纸巾擦一擦。”
“不行，等不及了，现在就给我戴上。”
“湿哒哒的哎。”
“我不介意。”
戴上戒指后，她顺势握住了我的手，比以往任何一次握得都紧。
“要永远永远在一起哦。”她的声音小小的、弱弱的，虔诚得仿佛向哪里的神明祈求一般。
回国后，我们开始着手婚礼的准备。母亲没有任何意见，父亲的态度却在我的意料之外。即使案件已经真相大白，他依然对李子桐抱有偏见。可经过我的软磨硬泡，带上李子桐专程上门拜访后，他这才多少改变态度。
我猜是实际接触后，他改变了对李子桐的看法。
可没想到，那竟是我与父亲见的最后一面。婚礼临近，父亲和我约定好了来上海的时间。可就在临行的前一天，他因脑血栓发作晕倒在了家里。本来，及时送医尚有挽救的余地，但他已经独居很多年了。等被发现时，一切已经太晚了。
家里的老式时钟开始了整点报时。我从回忆中回到现实，叹了口气。
再不动手就来不及回上海了。我下定决心，认真打扫起来。东西舍不得扔，就先装到纸箱里，以免积灰。清理完客厅，我推开侧卧的门，顿时呆住了。
从记事起，这里就是我的房间，我的专属领地。直到十多年前母亲带我离开这个家。没想到那之后父亲竟没动过这里的任何摆设，时间仿佛凝固住了。我信手翻开桌上的作业本，纸上还留有我高中时未解完的习题和稚嫩的字迹。一摸桌面，没有一丝灰尘，比客厅还干净。父亲似乎经常打扫这里。
气味、寂静、洒落在衣柜上的光线，屋里的一切都在向我低诉。我不曾和父亲促膝长谈过。长大后，我和他交谈过的次数两只手都数得过来。最后一次像模像样地交心，恐怕还是中学时代。
我陷入感伤的恍惚之中。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按门铃。我拭了拭眼角，起身开门。门外是抬着大号纸箱的快递员。
“送错地方了吧？”我下意识地问。
“不会错的啊。”他放下纸箱，掏出手机核对收件人姓名。原来是父亲生前网购的东西。
我道了声歉，收下纸箱。想了想，决定拆开包装看看是什么。当时根本没料到这个决定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
纸箱里是一个打印机似的方形仪器，看了说明书才知道是一台碎纸机。父亲买这东西做什么，难道他有大量秘密要处理掉？
我在家里翻找了一通，很快就找到了。目标很明显，主卧的衣柜没有一件衣服，从上到下塞满了文件。
我大概翻了一下，全是案件卷宗的复印件。最上层的文件有撕裂的痕迹，又被透明胶带黏合在了一起。撕毁处附有一层刺目的颜色，看起来像是干掉的赤豆汤。
我好奇地翻看起来，发现竟然是滩涂里尸体的调查记录。继续看了几行后，难以置信的文字映入眼帘。
一阵天旋地转，我扶住衣柜，半天才缓过劲来。理智告诉我不要继续看下去了，遵从父亲的遗愿把这些垃圾统统丢入碎纸机就行。可回过神来，自己又捡起了调查记录，着魔一般看了下去。
之后又看了多久已经记不清了，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天黑了，我就搬来台灯继续看，完全忘了自己订过高铁票，也忘了明天要办婚礼。
看完全部卷宗，已是后半夜。
卷宗文件虽然多而且杂乱，但全部看完后，还是可以进行大致分类的。所有文件都指向三起案件：
一是江边不明身份的浮尸案。卷宗里写明了尸体携带着价值八千二百万（鉴定价值）的钻石王冠。
二是发生在山西省平遥市的人口失踪案。一名人民医院的保安在下班后失踪。一周后，他挂职的外包公司报了案。
三是城关市的陈年旧案。世纪交替那年，恰逢严打行动，警方捣毁了一伙长期盘踞在火车站作案的犯罪团伙，团伙主要成员被逮捕大半。卷宗里附有一张素描画，我多少认得那张脸。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如此痛恨自己敏锐的感知力和思考能力。如果自己无法察觉到这三起案件之间的微妙联系该有多好。
我猛然跃起，抓起文件，竭力撕得粉碎。纸屑漫天飞舞，有一个陌生的男子发出撕心裂肺的嚎叫，划破了寂静的夜空。很久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声音来源于自己嘴里。
第48章
十二岁生日那天，江浩决心逃离儿童福利院。
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如果一定要选定一个由头，那就是福利院的床太短了。
每逢生日那天，福利院的孩子既吃不到蛋糕，也不会收到贺卡，更不会有人记得这天是他的生日。很多孩子连出生记录都没有，资料上登记的生日其实是他们被送到福利院的日子。但每逢这个特殊的日子，他们也想做点有纪念意义的事。江浩也一样，他选择的方式是用小刀在木头床沿刻上一幅简笔画。七岁那年他从床头刻起，一口气刻了七幅，之后每年增加一幅。
他先刻下一个椭圆的身躯，再刺上眼睛和尾巴，最终形成简笔的老鼠形象。由于姓名的原因，他自小被叫作“水耗子”，简称“耗子”。他对这种生活在黑暗中的生物并不讨厌。福利院的卫生情况谈不上好，夜深人静之时，他经常与它们怯懦却贪婪的目光对望，并深刻理解它们的想法。
十二岁那年，刀刃划到了床尾卡住了，再没有多余的空间可刻。于是他想，是时候该离开了。
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在福利院待这么久。
每年总有几对夫妇来福利院领养孩子，挑选的标准相当一致，首选总是健康的男孩子。福利院的孩子大半都是身体残疾的弃婴，剩下的女孩子居多，健康男孩子就没几个。所以他从小就相信，自己迟早会离开这鬼地方。
好事多磨，十岁那年才有一对中年夫妇
相中他。男人捏了捏他的胳膊，夸他筋骨挺结实。女人看起来慈眉善目的，还给了他一颗奶糖吃。他甜滋滋地含在嘴里，坐在两人身边观看其他孩子们进行例行的歌舞表演。但演出到一半，一个小女孩哭了起来，把一切都搅黄了。
那个女孩是他的好朋友。江浩知道她难过的原因，她已经七岁了，这个年纪以后女孩子被领养的概率就很低了。把机会让给她吧，自己是男孩，还有的是机会。他这么想着，故意在那对夫妇面前说粗话，随地吐痰，用手刨饭吃。那对夫妇本就觉得女孩可怜，最后果然改变主意，更改了收养对象。
女孩离开后，他继续等待着，等待新的父母。但霉运降临，十岁后，他的个头一公分也没长过。再没有人看上他，被领养走的不是当年刚进福利院的婴儿，就是其他年纪小的孩子。难得有人把目光转向他，都嫌弃他发育不良，摇摇头走了。就这样，他在福利院艰难度日，直到一个绰号“面筋”的孩子到来，他的人生才有了转机。
面筋的本名不详。据他回忆，从小他就和父亲外加两个哥哥住在桥洞里。有一天城管把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抓走了，他躲在暗处没敢作声。从此再也没见过他们。很多年来，他一个人流落街头，靠乞讨过日子。直到一年前偷超市的东西，被店主抓住报了警。
把他带进局子后，警察也犯了难。以他的年纪和犯罪行为，任何处罚都不太合适。想遣送回原籍，他又说不清那个桥洞究竟在哪。在警察局吃了三天盒饭后，他被就近送到了本市的福利院。
福利院根本不愿意收这么大年纪又有前科的孩子，奈何派出所所长亲自求情，促成了这桩交易。面筋就这么在福利院住了下来。
走南闯北流浪这么多年，面筋见多识广，有一肚子的故事可以讲。自从他到来后，每天夜里熄灯后就固定成了他的见闻分享时间，所有人都围成一圈听得入迷。面筋说自己什么都吃过，红艳艳的糖葫芦、金黄的鸡腿、肥得流油的板鸭……说得所有人肚子咕噜噜直叫。他还常扒火车去省会，那里的楼最高三四十层，有百货大楼、钟表店、珠宝店以及各种叫不上名字的店。橱窗里一双鞋卖三百五，一件貂皮大衣卖两万。换算到穷地方，卖一件大衣就够吃一辈子红烧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