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竹心院，谢琢屏退了其他小厮，只留洗墨在房内。他将考篮放在临窗的炕桌上，沉吟片刻，才对洗墨吩咐道：“母亲所赐，自是周到。只是我平日用惯了自己那支笔，砚台也觉旧的那方更衬手。你悄悄去一趟西街的‘文华馆’，照着这个单子，另备一份。”
说着，他从袖中取出一张早已写好的纸条，上面列着：老字号“李福记”的实心芝麻饼与咸味肉脯各两包，特制不易晕染的桑皮纸若干，还有他惯用的那种韧性较好的兼毫笔两支。
这些要求，大多源自徐安瑾当初的提醒，以及他自己在书院苦读时摸索出的习惯。那桑皮纸，是徐安瑾有次见他草稿洇墨，随口提过的“有种桑皮纸，虽糙点，但不透墨”，他便记下了。而“李福记”的干粮，则是他自己验证了常识，甜腻的糕点易引口渴，反不如这些咸香实在的饼饵肉脯来得适宜。
洗墨接过纸条，虽有些疑惑为何要私下更换部分物品，但他对谢琢的话向来听从，当下也不多问，只郑重地点点头：“少爷放心，奴才一定办妥。”
次日清晨，谢琢前往书房给父亲长宁侯谢鞍请安。
谢鞍的书房位于外院东侧，僻静少人。一进门，一股浓烈的、混合着朱砂、硝石以及某种不知名草药的气息便扑面而来，比檀香味更烈，带着些燥意。
长宁侯谢鞍并未坐在书案后，而是站在靠窗的一张紫檀木长条案前，案上摆放着不少瓶瓶罐罐，以及一套小巧的银质丹炉。他穿着一身家常的靛蓝色道袍，未束冠，只用一根木簪挽住发髻，面容依稀可见年轻时的俊朗，如今却透着一种被丹药侵蚀过的苍白浮肿。
见谢琢进来行礼，他略抬了抬手，目光有些涣散，似乎刚从某种凝神的状态中抽离出来。“哦，是琢儿啊。”他声音有些沙哑，带着倦意，“听说你明日要下场了？”
“回父亲的话，是。”谢琢垂手立在下方，声音平稳。
谢鞍放下手中一只装着红色粉末的小瓷碟，走到书案后坐下，揉了揉眉心，似乎想努力摆出几分为人父的关切，但那关切浮于表面，并未抵达眼底。“嗯，去试试也好，见识一下场面。”
他顿了顿，像是在斟酌词句，“你大哥在武职上效力，你二哥如今在国子监，也算争气。你嘛……去岁能过府试，已属不易。为父知道，你自幼性情敦厚，在这读书进学一途上，不必过于强求。”
他端起手边一杯颜色浑浊的药茶，呷了一口，继续道：“咱们这样的人家，科举虽是要紧，却也非唯一出路。你年纪还小，此番不论结果如何，只当是历练，莫要……莫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伤了身子反倒不美。”这话听着是宽慰，实则透着一种并不看好的敷衍。
谢琢心中了然。长宁侯沉迷丹道，对庶务子女本就淡漠，对他这个资质一般的庶子，更是从未抱有过期望。能过童生试，大概在他看来已是超常发挥，秀才？那是遥不可及的事情。
他低下头，掩去眼中情绪，只恭顺应道：“是，琢儿明白。定当尽力而为，不负父亲教诲。”
从书房出来，外面的阳光有些刺眼。谢琢微微眯了眯眼，这样的态度，也算在预料之中。没有期望，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没有额外的压力。
回到竹心院，洗墨已将他吩咐的东西悄悄备齐。谢琢亲自动手，将考篮中的物品重新整理了一遍。王氏所赐的笔墨砚台，他依旧放在考篮显眼处，以示不敢轻慢母亲所赐。而私下备下的干粮、桑皮纸和那两支用惯的兼毫笔，则小心地放置在底层或夹层之中。他动作仔细，这不是对嫡母的不敬，而是在这有限的空间里，为自己争取的一丝能影响考场状态的主动权。
院试当日，天色未明，星子尚在灰蓝天幕上零星闪烁。府学考场附近已是车马辚辚，人流如织。各府送考的马车、灯笼将街道映照得如同白昼一角。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期待、以及一种难以言喻的肃穆气氛。
谢琢远远下了侯府马车，提着那只经过他亲手调整的考篮，随着人流，默默走向那扇决定着无数士子命运的龙门。验明正身、搜检……一系列程序繁琐而严格，衙役们板着脸，动作机械，空气中只剩下脚步声、轻微的衣物摩擦声以及偶尔的低声呵斥。
找到自己的号舍，狭小、低矮，仅容一人转身。板壁散发着经年累积的霉味，但所幸不是臭号，让他松了一口气。
他放下考篮，默默整理好仅有的空间，将笔墨纸砚一一取出，摆放整齐。那方府里准备的歙砚被他放在一旁，取出的是自己用惯的那方旧砚，边缘的磕碰处摩挲得光滑。砚中注入清水，他拿起徽墨，一圈圈研磨起来，墨锭与砚台摩擦发出均匀的沙沙声，让他心绪慢慢沉淀下来。
锣声三响，考题发下。试卷落在狭小的板桌上，发出轻微的“啪”声。
谢琢深吸一口气，摒除杂念，目光扫过一道道熟悉的经义题目，以及最后那道关乎“盐政与《春秋》大一统”的策问。
他心中微动。这道题目，不仅关乎经济实务，更直指王朝统治的根本理念。他想起在青松书院时，陈讲师曾反复强调，“《春秋》大一统”，非仅疆域之一统，更是礼法、政令、利权之一统。盐政，恰是这“利权一统”之关键。
他没有急于动笔，而是闭目凝神，将徐安瑾提醒过的考官偏好、陈讲师批改时强调的义理圆融与论据扎实、平日积累的关于盐政的零散知识，在脑中飞快地过了一遍。
再次睁眼时，目光已是一片清明。他拈起那支私下准备的兼毫笔，蘸饱了墨。笔尖触纸的瞬间，一种经由无数次练习而形成的肌肉记忆自然带动手腕运转起来。
经义部分，他谨守注疏，力求稳妥，但在关键处，如徐安瑾所提示，于《公羊》大义上稍作侧重。他特举“王正月，一统尊周”之例，阐发“正朔所示，乃天命所归，政令所出”之意，暗中为后文盐政之论埋下伏笔，指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山泽之利，亦当自天子出”，如此方能“六合同风，九州共贯”。
待到策论部分，他精神一振，知道这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他先以《公羊传》中“讥专山泽之税”为理论基石，指出若放任地方豪强私煮私鬻，垄断盐利，实则是“割据之渐”，与《春秋》所倡导的“大一统”精神背道而驰，乃“不尊王”之举。这便将一个经济问题，提升到了维护中央权威的政治高度。
紧接着，他笔锋一转，引用本朝实据：“两淮盐课，岁入二百余万，半供九边，实天下之血脉也。” 一语道破盐政对于国家财政、边防安全的命脉作用。若此利权旁落，则边军饷匮，国本动摇，“大一统”亦成空中楼阁。
随后，他条陈三策，力求务实具体：
一曰“行票盐以通商”。他详细阐释，可仿效前朝良法，允许商贾纳粮于边塞或输银于官府，换取盐引（或称盐票），凭票至指定盐场支盐，运销各地。如此，则“商贾皆愿输粟于边，而国不费转漕”，既充实了边储，又减少了官府组织运输的耗费与贪腐，使盐利更高效地汇聚于中央。
二曰“设巡盐御史以时稽核”。他建议强化监察，由朝廷派遣品秩不高却职权甚重的巡盐御史，分赴各主要盐区，定期核查产量、课税、销售环节，直达天听，“杜上下之囊橐”，狠狠打击地方官吏与豪强勾结分利之弊，确保盐利真正“归上”。
三曰“仿常平法，以恤灶户而济民食”。他注意到盐业链条中最底层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提出在丰年盐产过剩时，由官府平价收购存储，防止盐贱伤及灶户（盐工）；在歉年或盐价腾贵时，则平价抛售存盐，以稳定市场，救济贫民。此举意在缓和矛盾，使盐政得以平稳运行，不致因底层动荡而影响国家整体的“血脉”畅通。
全文最后，他收束论点，言皆朴实，不为高论，但所有脉络皆一归于“大一统”之核心——“利权不分于外，则号令不分于下；号令不分于下，则六合之内，如臂使指”。将盐政之策，牢牢锚定在《春秋》大义之上，完成了经义与实务的贯通。
号舍内光线渐移，从清晨的微明到午后的炽白，再到傍晚的昏黄。他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只在口渴时抿一口自带的白水，腹饥时掰一小块李福记的芝麻饼或肉脯慢慢咀嚼。那桑皮纸果然不易洇墨，让他书写时少了几分顾忌。期间偶有邻舍传来咳嗽声、叹息声，或是巡场衙役沉重的脚步声，都未能打断他的节奏。
待到第三日傍晚，最后一道策论收尾，检查过姓名籍贯无误，交卷的锣声响起时，他只觉得浑身的力量仿佛都被抽空，连续三日的殚精竭虑，几乎榨干了他所有的心神。
随着人流挤出府学考场，外面等候的各家仆役、车夫们骚动起来。洗墨眼尖，很快在人群中找到了他，急忙挤过来，接过他手中空了大半的考篮，连声问：“少爷，您感觉如何？累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