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西域唐军牢牢占据主动位置——这样的紧要关头，吐蕃何以有这样的动作？
四道目光齐齐向那弩手看去；后者见到，两眼惶惶，嘴里被塞了麻纸，湿答答的全是口涎，又是摇首，又是蹬腿。
李蓬蒿：“问问就知道了。”
于是一步上前，将那人口中的麻纸直接拔出。
中堂屏风后半爿，对方伯庚的问话犹在继续。
“‘蒙太奇’计划这名起得很好。”方伯庚悠悠道，“历史不是一个延续不断的长镜头，它有剪辑、有拼接、有分镜，是无数个小镜头，后人随心所欲对它们做编辑，咔，是这样子，咔，又是那个样子，就是个伪长镜——其实早被分得鸡零狗碎。”
到这里，关于“蒙太奇”计划的前史已经说完，剩下的，就有关于当前时空的行动了。
不过在那之前，熊浣纱还有个问题要问。
“你说的这些，看似缜密，其实有个巨大的漏洞。”她说，“人无法超越光速，所以一旦光锥奇点改变，任何人都无法置身事外，没有人可以记得被改写之前的历史，也就无法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人走不了，物也一样，没有人可以把上一段光锥逻辑序列的历史记录带出来，留在当前时空给人研究，那是违背历史逻辑的。”
语势一振，紧接道：“‘蒙太奇’计划即便成了，你们身在当前时空也不可能知道——甚至都不知道这个计划的存在。历史一改变，那一刻，‘蒙太奇’计划的所有记录文本，都会被新的光锥逻辑序列替换掉——就是说，《太平寓言》，这本行动记录文件，根本不可能存在，即便存在，你也不可能看到。”
关键的一问。
每个时空都是逻辑自洽的。这一段光锥逻辑序列，李白在宝应元年死了，也许后人可惜他，穿航时空将他救活，奇点位移、历史改写，关于李白的历史记录，在新的逻辑序列中会以光速一一更迭，他宝应元年逝世的记载，就不可能在下一段序列里存在了。没人会记得，也没东西会留下，一切都消失得乾净。
既如此，这份标题《蒙太奇计划第一期历史编辑行动报告》副名《太平寓言》的文件，是怎么来的？
熊浣纱和张树的目光顿时冷落下去，甚或有了警惕的神采：因这文件不存在，那便代表方伯庚在扯谎——扯这样一个弥天大谎，很可能是为了拖延时间，引同伙相救。可他视野共享器已被撤下，还有什么能耐联系外界？
见他们这样的神态，方伯庚顿觉有趣，咯咯两声，微作正经道：“你也说了，这事不可能办到，是因为人不能超越光速——那超越了不就可以了？”
熊浣纱凛色道：“质能公式写得明明白白，达到光速，会消耗巨大的能量，质能同源，能量大，质量也跟着大，加速主体以那样级别的质量达到光速，绝对不可能——所以时空穿航技术目前还不可能实现光速穿航，只能要么曲率驱动，要么蛀孔搭建。”
听了，方伯庚只是不屑一笑，道：“对科学信任过头，也是迷信——我只能交代这些，信不信由你们，如果不信，后面的东西我也没必要讲了。”
后面的东西——关于当前时空的“蒙太奇”行动。
话到这里，熊浣纱心绪稍定。当务之急，是弄明白一个点：DARPA为什么派探员到当前时空来。纠缠一些枝节的理论漏洞，不是她权责所在。思及此，她果断重振精神，继续发问：“你们到这个时空来的目的，也是为了让中国提前诞生资本主义么。”
方伯庚回道：“‘蒙太奇’计划它存在，就是为了来干这个。第一期太平天国的历史编辑很不如意，虽然最后出来一本《资政新篇》，但没什么用——中国的封建土壤太深太厚。后来我们想尽办法，又搞了几次，弄学生运动，弄邪教围攻，想在中国也来几次‘颜色革命’，最后都失败，怎么办？”
顿了顿，接着说：“中国有句老话，叫治标不治本。前几期那些历史编辑者反复想，终于想明白，哦，得从中国的根上动手——照搬一个基督教进来，只是治标，进来了也水土不服；中国的根，在于一种东西，一种和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完全不同的东西。”
熊浣纱和张树都屏住了呼吸，静耳去听方伯庚的后话。
“这个东西，他们用了一个老学者的话，叫‘士人精神’。”
“士人精神”，什么是士人——不是商人，不是贵族，不是武夫，就是读书人，就是知识分子。
方伯庚：“拿钱穆的话来讲，中国历史、自汉代以下，非贵族非军人非商贾，是一种‘崇尚文治的政府’，也就是‘士人政府’：只许读书人跑上政治舞台，只许他们组织政府，政权也只许交在他们手里。”
要有“士人政府”，自然得先有“士人社会”，按方伯庚所引的钱穆观点，这个社会，中国历史一直都在孕育：战国时期，活泼动进，“游士社会”因此冠名：“秦之统一天下，其主要动力，亦在六国之游士，而不在秦之贵族。”到了西汉，流品出现、有郎有吏，就叫个“郎吏社会”；往后走，东汉时期，有一个阶级终于在察举制的异变中慢慢生长出来，到魏晋南北，“门第社会”也便最终诞生。
到了唐来，则略有不同——科举一出，一个“科举社会”或者叫“白衣社会”的雏形隐隐显现，但因为长期对外开拓疆土，边防将领权力越来越重，藩镇割据，各路武将拥兵自重，可以说是武将家庭变相世袭，因此这时候理当是一个从“藩镇社会”向“白衣社会”过渡的状态；宋及宋之后，就是彻底的以科举为运行机轴了，“白衣社会”应运而生：“门第社会消灭，军权社会也难得势。”
方伯庚道：“可以说，抽掉了科举，中国就不是今天的样子——西方文官制很晚才有，到今天还是‘两官分途’，一套公务员体系，分出两种官员，一种‘政务官’，一种‘事务官’，相互的职责不能交替，中国没有——不是多党轮换，没必要刻意分出来，说代表的都是最广大人民群众，跟你们古代科举说的一样，都是为民为国。”
“对读书人的敬重，中国是刻在骨子里的。”
一席话，顿让熊浣纱和张树心生感慨，不由端地想起那片土地上数千万人埋头寒窗的壮烈场面。
有了“士人政府”、“士人社会”，久而久之，也便催生出“士人精神”来。
有对比才有所谓“士人精神”。《国史新论》里说：“西方人对知识，似乎自始即并没有对普遍全人群而寻觅之旨趣。此因西方社会，在先本从一个支离破碎各自分开的小局面上发展。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印度、罗马、犹太、阿拉伯，他们有各别的世界，各别的社会，各别的历史，知识对象亦遂趋于个别化。换言之，则是个性伸展，而非群体凝合。他们的人生哲学，亦各自分向各自的道路迈进。流浪诗人、运动家、音乐家、政治演说家、雕刻家、几何学者，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嗜好，各向各的天赋特长充分进展。五光十色，八方分驰。”
这是西方的精神景观，多棱角的，众彩纷纭的。文化依从这条路，政治也分崩离析，长时间里上百个国家一齐存在。在这种精神景观下，个性伸展，出来不同的流浪诗人、运动家、音乐家、政治演说家、雕刻家、几何学者——他们到底“不为群众所共享”。群众需要有一个共通的寄望对象，一种将他们凝聚在一起的超验外在，基督教世界主义便由此而来：“群众的共同人性，只有在上帝与神的身上反映。群众内心之共同要求，只有在上帝与神之身边获得。”
中国不一样。“大方小方一切方，总是一个方，一切人总是一个人。认识一方形，可以认识一切方形。”“圣人只是一个共通范畴，一个共通典型，只是理想中的普通人格在特殊人格上之实践与表现。圣人人格即是最富共通性的人格。”“孔子、墨子、庄子，他们所理想的普通人格之实际内容有不同，但他们都主张寻求一理想的普通人格来实践表达特殊人格之这一根本观念，则并无二致。”“如是，则我们要做一个理想人，并不在做一理想的特殊人，而在做一理想的普通人。理想上一最普通的人格，即是一最高人格。圣人只是人人皆可企及的一个最普通的人。”
此所谓“士人精神”。
方伯庚：“中国不热衷特殊性，对个人主义不感冒，中国要一个整体的普遍性的人格。这些不是近代以来马氏那一派传进来才有的，你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人骨子里的‘士人精神’。”
听他论述了这么一大通，熊浣纱顿觉困惑：“精神的东西，它背后是数千年的文明，不是你们弄一个‘蒙太奇’计划，想消灭就能消灭的。”
“数千年文明，背后支撑的，就是‘士人政府’和‘士人社会’。”方伯庚悠悠道，“而支撑这两者的，又是一样东西——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