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辛苦苦干个十多年，都为别人积累家底，像话吗？
趁对手最沦落的时候，必须把他纳为自己人。
郝思倍事业起飞在1910年，现在是1909年，时间紧迫……
一个急刹！
我俩都被甩出了个狗啃泥！
司机回头：“前头是棚户区，开不进去。”
一台黄包车，在棚户区中穿行。
我换到这车上，只觉触目惊心。
租界里，若是通天的富贵。租界外，就是可怕的赤贫。
自来上海，一直在租界中活动，我都未曾发觉，清末的贫富差距，竟达到了这样极端的地步。
目之所见，是一间间用茅草搭出的简易棚屋。一双双麻木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动，看着我们从眼前经过。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们，躺在街头。一堆堆的垃圾旁，有女人在里面捡着食物，喂给骨瘦如柴的孩子们吃……
我身上的每一根丝缎，都似突然将我勒紧，割出一道道疼痛的罪恶感来——
哀民生之多艰。
而我们的出现，与这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许多人直直地盯着我们，我身旁的郑正卿，不由紧张了起来：
“妹妹，此地常有强盗小偷，不如白天再来。”
我看看手中的地址，问那车夫：“还有多远？”
那拉车的回头：“一条街。”
我对郑正卿道：“既已到此，把人找到了就立刻回去……”
话音未落，我们的车，突然被一群乞讨的孩子拦住。
“行行好吧！”
一大群孩子，挤在我们的车前，拦住了去路。
黄包车夫甩着手：“去！去！” 要将他们驱赶。
那一双双无辜的大眼，在面黄肌瘦的小脸上，显得这样突兀。孩子们穿着的衣服，破破烂烂，露出他们根根分明的肋骨。
车夫打骂驱赶着他们时，孩子们却似没有痛觉般，仍旧往前挤着。这是流浪幼兽的挣扎，只为求存，只为能活下来。
当中一个孩子，特别瘦弱，却挤在最前面。
他被打得最狠，拿着破碗的手——
却始终高高的举着！
我心里不由酸涩，忙止住那车夫：“快别赶了！”
我拿出怀中的钱包，对孩子们道：“这个给你们……”
“妹妹不可！” 郑正卿阻拦不及——
那个最瘦弱的孩子，闪出小狼般的光芒：“钱！她有钱！”
一句话，像是一种凌厉的信号，唤醒了这一条街的之人。
那些原本躺着的流浪汉，也似从无知无觉的睡眠中，突然醒来。
“行行好吧……给点钱吧！”
乞讨的汹涌人群，朝我们淹没而来。
我已经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可这乞讨的人潮未退，还在不断向我们伸手。
我突然觉得好无力：积贫积弱，需要一代代人的努力去改变。
我只是一个穿越而来的小人物，我能改变些什么？
此时郑正卿见事不对，对那车夫道：“快走！”
车夫抬着我们，左冲右突。但无论车往哪个方向，都被挤得回了头。
越是危急，越要冷静——
我将头上的簪子拔下，隔空递到那个最瘦弱的孩子手中：
“带我们离开这儿，还有更多！”
那个孩子惊异地看着我，他一下跳上了我们的车。
所有孩子里，他看起来最拼，也最愿意为钱卖命——
“往那边走！”
车夫听着孩子的指令，往一个角落处奔去。
奇迹发生了。
那些人们，一见车往这个方向去，竟都停住了脚步。他们就像是被某种咒语制住一般，都站在了原地。
我们的黄包车，就这样脱身了。
黄包车往深巷中走，我却觉得有些诡异。
这是什么地方，贫民们竟都不敢到来。
郑正卿低声道：“此处应是教会医院。”
我有些吃惊：“那怎么没人敢来？”
郑正卿压低声音道：“应是传染病的隔离区。”
我的心，直往下沉：此时医疗条件落后，人们对于传染病，闻之色变。
这孩子也是胆大，竟敢把我们往这边引来。
“两位，再往前就没路了。”
车夫停下，眼前是个死胡同。
我们对望一眼，只得下车。
那瘦弱的孩子向我伸手，我将左腕上的镯子，摘下给他。
他接过镯子，转身要走时，我才发现，他是光着一双脚——
这孩子的脚，生得特别的大，上头还有被擦破的伤痕。
我将那孩子叫住，他警惕地看着我，我将右腕上的镯子，也摘了下来：
“买双鞋穿吧。”
那孩子有些意外，他点了点头。
我读着郝思倍的地址，就是这条街：可这里只有一个小小的木箱，用以收信之用。
显然，这只是一个通信地址，没有住人。
我不由困惑：“那郝思倍，到底住在哪里？”
那孩子本已走到不远处，他突然回头：
“你们要找郝思倍？”
月光下，那孩子的眼中——
却是小鹿般、晶莹的光。
*
我们所在，是一条河边。
幽暗水面上，是一条又一条的木船。
而那一条条狭窄的木船上，却有一盏盏微弱的灯。
船上坐着一个又一个的人，有人在锅里炒菜，有人在缝补着破旧的衣服。
有人抱着哇哇哭叫的婴儿，在那船头月光下哄睡。
这样的场景，我只在前苏联于1949年，替中国开国大典时拍摄的纪录片里看过：
这是旧上海的山水人家。
旧中国时，许多穷苦的人们没有了住处，只得被逼到了水上。
他们在陆地上，没房没地，只得一家老小，住到了一条条狭窄的木船中。
一辈子无法上岸。
此时距离1949年，还有整整四十年的时间。
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些穷苦的水上人家才得到安置。
我突然，有些理解了那些革命党人，也理解了卫三原的使命。
一代代人的崛起与探索，或终告失败。但目睹同胞苦难，谁能无动于衷？
而这带路的孩子，把我们引到了一条黑色的船边。
“就是这里。”
郝思倍一个外国人，住到了上海贫民区的木船上？
郑正卿拉住了我：“妹妹，我看这事不对。”
他把我拉到后面：“我听人说，这水上常有人，欲将人绑了，卖到海外……”
话音未落，那黑船里，传出一个声音：
“这是天元，这是地元，已知天加地为十，天减地为六，问，天元地元各为几何？”
我不由一惊：这是代数？
清末，是中国数学教育的转折点。
仿西方的数学教育，被引入新式学堂当中。
但这贫民区的一条破船上，竟也有人在教代学！
这天元就是X，地元就是Y，X+Y=10, X-Y=6，那么——
我身旁的孩子，却应声答道：
“天为八，地为二！”
我不由有些惊讶：这孩子瘦弱矮小，却秒解二元一次方程組？
放综艺里，这可是要被夸学霸的哇！
我们随那孩子，走上小船。
这船在水中，难免摇晃。可那孩子一双大脚，却站得极稳，显然从小便已习惯。
这小船上，竟是一间小小的学堂。
衣衫褴褛的孩子们，错落排开，坐在船上。
而那中间，是一块简陋的黑板，上头写着数学方程组。
黑板前，挂着一盏油灯。
那微弱灯下教书的，正是我们一路找寻的——
郝思倍。
他见那孩子进来，一脸喜悦：
“小元，你回来了！”
那孩子一跃进来：“先生！这两个人找你！”
他环视一周，脸色剧变：“我妹妹呢？”
郝思倍有些莫名：“你娘说她病了？”
那小元急急地就往外冲：“坏了！”
他说着，便跳出船去，消失在一条条木船深处。
我与郑正卿面面相觑，都不明所以。
此时，那郝思倍追出船外，大喊了几声“小元、小元！”，却未得回答。
他只得回身，见了我与郑正卿，不由有些意外：
“我认得二位，昨日……”
我上前微微一笑：“昨日一别，四处找寻先生，没想到却在这里。”
我拿出那个地址，那郝思倍有些不好意思：
“我来上海后，一直没有住处，就靠教会收留，每天来这教教孩子们。”
他指指这条船：“白天到租界找活，晚上就来此教课。”
郑正卿有些好奇：“那你睡在哪儿？”
郝思倍不由红了脸，只见那船上一角，还窝着一床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