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股力量拖拽着，向着不远处的无底深渊。
我放下了笔。
这时，周围騷动起来，有人说因为轰炸，中途火车出了事故，去向柏林的人必须滞留，等待修复。周围一片抱怨。
“有什么办法！只能等。”
“明天能恢复吗？”
“那已经是最快的指望了！”
“妈妈，我们能住旅馆吗？”
“在车站更暖和，宝贝。你困了就在我怀里睡觉。”
到天色发暗时，雨停了，火车何时发车仍旧没有消息。而那股幽暗的窒息感依旧伴随着我，好像无数双痛苦的眼睛投来的目光。
像山一样默然的黑暗中，一根针静悄悄刺|入心脏。
心底深处，一声漫长而无声的尖叫，挡住了任何其它声音。
好像被诅咒了一样。
也许是的，来自我刚刚离开的那个地方的诅咒。
我明白了，我从那样一个地方来。那里是真正的深渊。当你与深渊对视过，就再也无法假装从未发生了。
我努力呼吸着，为自己辩解：这不是我的错，我做不了什么，我做不了什么！
真的吗？一个声音问我。
真的吗？我问我自己。
一个瞬间，直觉穿透幕帘，灵感如闪电般划破夜空：
我可以，一定可以。正是因为我有该做的事没有去做，才一直背负着沉重。
可，那是什么呢？
把纸笔收起来，看到了包里的打字机，习惯性的检查了墨带，足够用好一阵子。
另一个灵感到来了，它告诉了那个答案。
我走出车站，在路边的小书店买了一卷打字机纸，接着在就近的旅馆住下。
进了房间，我把打字机拿出来放好，把纸卷进去。我又倒了杯水，拿出带的点心放在桌上。
火车会不会在夜里恢复，而我得不到消息？
管不了那么多了，今天夜里还有工作要做。
手指按下第一个键的同时，窒息感消失了。那些钉在我背上的目光撤离了，我仿佛看到一个个幽灵般的身影从原本裹住我的黑斗篷里分离出来，围在我不远处。随着打字机嗒嗒声响，他们一个个如释重负，好像我做了他们想做而无法完成的事。
谢谢。——不知道那是幽灵发出的声音，还是夜风在树枝间呼啸。
第二天早上7点，我回到车站。
火车凌晨5点已经恢复，我说自己住旅馆错过之后，乘务人员给我改签到了早上9点。
在车上我睡了一会，醒来时离柏林还有三个小时。掏出给阿尔伯特的信，笔尖刚触到稿纸的横线，马上感到他的目光直接照进了我心里，心随之暖起来了。
一切都回来了。
但我还是收起了纸，打了一夜的字，手指累得发抖。真的写不下去。
下午到了柏林中央车站，柏林也在下雨。回到家时，外层风衣几乎淋透。
家里也一片狼藉。离开期间这里遇到了几次空袭，窗户全破了，床上满是碎玻璃。
幸好电话线还是通的，我给莱温教授打了电话，他说报告已经收到。大概门勒格让人坐飞机带回来的。
“你明天来一趟吧。”莱温说。
“我想请两天假，把家里收拾一下。”我跟他说了家里遇到空袭的情况，再说我也想休息。
“对啊，所以明天再来呀，”他说，“今天你可以收拾家。”
信箱里一堆信。我放在桌上，荵|住没看，先把楼下的玻璃扫成一堆，沙发地板收拾干净，已经到了深夜。洗手间里的脏衣服堆成小山。上楼看着自己卧室的惨样，实在没有力气。就把床单带着玻璃一起拖到地上，从柜子里新取了被子，在客厅沙发上睡。
先看信。
父亲的两封，科雷格和希尔德各一封，还有阿尔伯特的三封外加一个电报。
电报说：“回来了吗？不让你走了。我爱你。”时间是我走后一周。
短短几个字瞬间点燃了我的心，思念像风中大火，漫山遍野。
我默念了很多遍他的名字，才平静下来继续看信。
先看父亲的信。我埋怨地把阿尔伯特那三封丢在沙发远处，不看它们。我得让它们受受“冷落”，知道自己错了。
父亲说，他给莱温教授打了电话，对方保证说项目没有危险，也很快回来，还在父亲面前夸了我一番。说我这样的确实可以连硕士一起毕业。
他从来没有当面夸过我，到是在父亲面前说了。
父亲信里又讲了些在法国考查的过程和趣事，没再提出国的决定。
科雷格的信很简单，说接受我的决定，叫我不必抱歉。
希尔德的信里叫我给她打电话。然后说，她认为我的决定“干脆利索，做得棒”。和我想象中她的回答差不多。
她还说，认为阿尔伯特实在是“想得太多，婆婆妈妈”。
婆婆妈妈……阿尔伯特竟然背上了这样的标签。
把这些都看完，收拾起来。最后才去理会被“冷落”在沙发角落的三封信。
心里一股怨气，和它们“对视”了一会。算了。拆信了。
其实急得要命，但拆信的动作却很慢，我可不想“惯”着它们。
第一封信里他说：你走后我曾想过，要是骗你说我变心了，也许你会同意离开。说实话，最初我考虑过这种可能。但这样就会伤你的心，我实在有些做不到……
这是什么话！还想用这种借口赶我走。幸好没有，要是他真这么做，我就——我就……
我会怎么样？会干脆走远，还是留下来报复他，还是自己默默伤心？
我真的不知道。
第二封信的口气有些焦虑：已经快一个月了，完全没有你的消息。对不起，之前好久不联系你。当时我以为一切尽在掌握，现在才知道，这种感觉有多难熬，才知道一周收到好几封你的信，那时候有多么快乐。还给我写信好吗？写多少都可以，我每一封都回。
……
第二天早上醒来，雨停了。信还在枕边，昨天不知怎么就睡着了。
早餐后给希尔德打电话，她刚起床，说要上午来找我。
“不行，今天要见教授。”
“怎么搞的？你们教授真是的，现在放秋假，见什么啊？”希尔德说。
原来已经放了秋假。放假了不告诉我，还理直气壮要我去见他，也就是莱温教授了。
上午到学校，莱温教授说，这个项目这样就算结束了，以后也不需要我再进一步参与。
“你就当没有这回事，知道了吗？”他难得和蔼地说。
我点点头。
见我手指裹了纱布，他问我怎么了。
我赶紧诉苦：“家里空袭后玻璃全碎了，我收拾的时候划破了一道小口。”说完有点后悔，应该说划了一道大口子，动不了了，——尤其是，不能学习。
他从眼镜上方斜瞄了一眼我的手，点了点头。接着左手按着一封信，出神了半天。
“您之前一直报怨在那待不下去，我还以为门格勒博士要求太严格，但实际上，他看起来人挺不错的嘛。”他从信封里抽岀几张纸，其中有手写的稿纸，也有两张似乎是杂志上撕下来的，上面有图画。
“瞧，他给我写的信，随报告一起寄过来的。里面说，你在他那工作辛苦，叫我给你放假。他还听说你跟女兵们打听如何织毛衣，就专程叫妻子寄了一份讲织毛衣的图，说是你离开时没来得及给你，放在信里一块寄来了。”
“您说，他这是好心呢，还是别有用心呢？”莱温教授讽刺满满地说，“他似乎打听过您父亲在哪里工作。”
开始我以为他要怪我当初打电话抱怨是“无事生非”，这话题一拐，反倒对门格勒不满了，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莱温教授呼吸了几次，语气变得平淡，“你离开这一个月，有些功课落下了，就借这个假期补一补吧。”
借假期补作业？那也就是说，终于可以放假了。
中午回家，又接到了希尔德的电话，“终于回来了，太好了。我叫工人去给你换玻璃，还有，我带仆人过去帮你打扫卫生。”
我说着不用，但她说：“我已经告诉工人出发了，我随后就到。”
下午2点钟不到，希尔德指挥着一队人马：两个法国劳工，一个她家的波兰女仆，展开了风卷残云般的大扫除。
换玻璃，清理垃圾，洗衣服。本来还要帮我打扫地窖，但我昨天回来放关键文件的包放在里面，就没让他们进去。
楼下的沙发是我昨天整理好的，希尔德拉着我坐下。
“弗里德里希后来也回来过，也看了你的信。”她说。
“他有什么看法？”
“能有什么看法，能读下来就不错了！”她笑道，“这恐怕是他中学毕业以后读过最长的‘文学作品’了。我也问他怎么想的，他挠着头，吭哧了半天，最后说：‘他们两个想法都比较复杂，反正最后谁也没走，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