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地图，还有一件趣事。攻下巴黎以后，有一天我和舅舅去巡访营地，看到营地指挥部挂了两张巴黎地图，上面分别插满了蓝色和红色的图钉，他就问：‘这是什么地图？怎么看不出作战目的？’那些军官全都一脸尴尬，最后才说，蓝色是有好吃的地方，红色是好玩的地方。所以这帮人是给吃喝玩乐的地方做了标记。他们以为舅舅会发脾气，没想到他仔细研究了地图，指着第二张说：‘红色的还没满！’”
“看来，伦德施泰特元帅对下属很宽容。”父亲笑道。
啊对，阿尔伯特的舅舅是一位传统的普鲁士贵族军人，第三帝国很有名望的一位陆军元帅。
更多的回忆呼之欲出，但阿尔伯特目光扫过来，似乎想确认我对他讲的事情有没有兴趣。
“红色好玩的地方，是什么？”我问。
阿尔伯特顿时语塞，父亲咳嗽了一声。
他们的反应让我回过味来，估计是有法国女人的地方。打仗嘛，这些事还能少得了？话题过于尴尬，我找借口走开了。
阿尔伯特要走了，我们沿着街道走了一会，维也纳运河就在不远处。夏天晚上的空气中，弥漫着不知名的花香，被河上袭来的风吹得一阵浓、一阵淡。
阿尔伯特停了下来，很诚恳地说：“我不知道您是怎么了，为什么突然间对我这么客气。刚才我没来得及解释，我……没有去那些红色的地方。我去看了当地的一些古建筑，还有教堂，有些图书馆烧毁了，我觉得十分可惜……”
我突然客气？这从何说起？
我已经很亲切了，因为西贝尔不知为何对他怀着一种抵触，每每我都要克服这种无名情绪，才能对他微笑。
那天他在出租车辆里变了脸色的回忆浮出来。我明白了，因为我对他用“您”了。德语里这是不太熟的人之间的敬称。但我却觉得很自然，也许自从我不再是西贝尔，心中对他没那么亲近了。
亲近？
难道我感受错了，无名的情绪不是抵触，而是……另一种亲近？
那一片呼之欲出的记忆又出现了。像一张朦胧的油画，在水中荡漾，渐渐清晰。
第3章
那时的阿尔伯特有十三，或十四岁。非常瘦，他家和西贝尔的家离得不远。他和自己的母亲生活在一起。
据说，他父亲施特恩先生曾经是维也纳大学最年轻的哲学教授之一，但很早就去世了。那时节浠特嘞还没有当政，德国的经济很不好。奥地利好一点，但也仍然很不好。人们的工资是用口袋领的，一块面包也要上万马克。
他的母亲是虔诚的**教|徒，长得很美，做任何事都优雅得体。他父亲去世以后，她教别人钢琴为生。埃德斯坦先生于是让西贝尔跟她学钢琴，帮她增加收入。
西贝尔去学琴时，很少见阿尔伯特在家，也许他住校。有一次施特恩夫人生病了，阿尔伯特在家照顾她。
见施特恩夫人太过虚弱，西贝尔那天只是看望了她，就准备回家。阿尔伯特追了过来，“我母亲说，你可以练巴赫的曲子了。”然后又小声说：“我可以指导你。”
没错，阿尔伯特有资格指导她。他的钢琴弹得太好了，完全可以当老师。练了一会，西贝尔不练了。纠正错音的时候，他碰了她的手指。
他的脸红了。窗口的阳光斜进来，把他亚麻色的头发照成了明亮的金线。西贝尔低下头，看他穿着校服短裤和黑鞋子。
后来两人抬头，不小心又碰了眼神，陷入新一轮沉默。
少年人就是如此。
一句话，一个眼神碰触，一次呼吸相错，都是窘迫的。
后来经济好了一点，但阿尔伯特的母亲身体越来越差，有时几乎无法坚持到课程结束。西贝尔也并不热爱音乐，钢琴课停止了。
一天凌晨，敲门声急促。是阿尔伯特，施特恩夫人病倒了。
西贝尔的父亲带着两个孩子，把她送去医院。
医生在病房进进出出，一位医生问父亲，“除了这个男孩，施特恩夫人没有其他亲人了吗？”
父亲望向阿尔伯特。
阿尔伯特回到病房里，母子二人聊了一段时间。出来以后，他说要给舅舅发电报。父亲就让西贝尔在病房守着，自己带阿尔伯特去电报局。
施特恩夫人虽然病着，但还问会不会耽误西贝尔上学，并为此道歉。西贝尔一个劲地摇头。
阿尔伯特回来了，两个人在走廊里面对面。
“我想她会没事。”西贝尔说。
“我也希望。”
“我带了一块面包，你吃吗？”
“不了。”他说。
他的拒绝让西贝尔觉得自己很蠢。别人亲人病重，谁会在这时候还想着吃？
阿尔伯特仍然道了谢。
这天放学时，她买了几支鸢尾花送过去。施特恩夫人看到花很高兴，阿尔伯特又道了谢。西贝尔感觉好一点了。
又过了两天，西贝尔随父亲去探视。
那一天她特地换了一件平时很少穿的好看的蓝色套装裙子。为了去探病而穿得如此正式到底是否得体？她又犹豫了很久，直到医院门口还在纠结。她带了一束月季花。
医院门口有一辆很好的红色轿车。一位很威严的军人扶着他母亲，从医院出来。他脸庞瘦削而严肃，军装笔挺，腰杆直直的，有50岁左右。尖锐的眼神和西贝尔对视了一下。西贝尔马上后悔穿了那件裙子，恨不能立刻回家。
阿尔伯特母亲坐进车里，西贝尔看到开车的不是他舅舅，而是一个专门的司机。这司机也穿着军装。
临走的时候，阿尔伯特走到西贝尔面前，“我会写信回来。”他说。
西贝尔没有回答。她把花束藏在背后。回家以后，她把花放在壁炉台上，再没有去碰，直到几天后完全枯萎。
过了几天，那位年老的军人登门拜访。阿尔伯特跟在旁边，西贝尔躲回房间不肯出来，任父亲怎么叫也不听。父亲那天差点发脾气。
西贝尔在房间里听他们说话。原来他就是伦德施泰特将军，他的家族是普鲁士贵族，世代从军有几百年之久。阿尔伯特的母亲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施特恩先生却只是平民。这门婚事一开始就受到她将军哥哥的极力反对。所以后来即使生病，阿尔伯特的母亲也很少向大哥求助。
伦德施泰特说，阿尔伯特愿意从军，所以他会送他上军校。那是在柏林，只有贵族才能上的军校。他还说，他自己的儿子在大学里学历史，对从军一点兴趣也没有，他很高兴家族里有年轻一辈愿意从军，承继家族传统。
他们还聊了一些历史啊战争的，西贝尔没有听清。她始终觉得自己不能出去的原因，是没有一件合适的见人的裙子。早知道他们要来，她应该早点去买的。
过了几个月，父亲告诉她，阿尔伯特来信了，他母亲终究还是去世了。阿尔伯特在军校里表现很不错，各方面都优秀。
“但那和我又有什么关系？”西贝尔这不懂事的回答，又让父亲大皱眉头。
那时候，她十二岁。
她也很少练琴，尤其是巴赫的练习曲。
回忆画面淡去，现实中似乎只过去了几秒。阿尔伯特还在期待我的回答。
我向河边走去。
淙淙流水令思绪更加清晰。所以西贝尔和阿尔伯特从小相识，彼此是有感情的。也许西贝尔认为没有，那是因为她知道阿尔伯特舅舅的身份以后自卑作祟，不敢面对自己。
“我希望能回到以前……不是让您马上回答。这是我在参谋学院的地址，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就给我写信，好吗？”阿尔伯特掏出一张折好的纸，目光坦白。
回到哪个过去？
是他和西贝尔“你我”相称一起练琴的日子，还是西贝尔拒不回信的时期？
如果我答应了，我是以谁的身份在和他通信呢？
阿尔伯特拿地址的手垂了下去，他脸上的失落让我的心猛跳了几下。这转瞬的悸动带来另一种惊觉，使我明白这两天对他“客气”之中，竟是萌生了些许好感的。
但这份好感是不属于我的，它属于原来的西贝尔。是西贝尔近十年的情感积累，在这具身体里沉淀了对他本能的亲近。
我只是一个误入此地的游魂，这里并没有属于我的东西。
我硬下心肠，不去注意他无力垂下的手臂和那张落寞的地址。
第二天早上父亲出去得比较早，说去参加老朋友的临别聚会了，还留了地址，是老城区的一个咖啡馆。
“老朋友？”
“噢，无非就是些人心学者、什么什么符号……”诺娜妈妈答道，她说不清那些名词，听得我一阵好笑。我想应该是心理学家，和古代符号研究吧。
还挺有意思的，我出去坐上了电车。
咖啡馆里父亲和几个人正聊着，有些人抽烟，烟雾在他们头顶的空气中聚成一层朦胧的青灰色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