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誓之后，法庭提及给兰肯工厂投资的事，舍伦堡的证词和事实一样，我肯定了他的说法。
法官又说：“沃尔特·舍伦堡说，在45年4月初，他几次劝说希拇莱释放集|中|营的犯人，最后希拇莱听从了他的劝告。这些事情您曾经从旁见证，因为您当时给希拇莱治疗过胃部不适的问题，是这样吗？”
他没有提到我使用催眠促使希拇莱同意的事，我转过头去望他，他又一次差点站起来，眼里带着歉疚。他身边的律师目光锐利地盯着我，事前我们沟通过。
“美国人愿意帮助我们脱罪，所以才让我们见面，”他说，“您只需要认可我们的证词，这不会给您造成任何损失。”
“请证人回答询问。”法官提醒道。
“是的。”在看了他几秒钟之后，我回答，“当时希拇莱身体不适，拒绝沟通释放集|中|营犯人的事，我被叫去给他做一些简单的能量治疗缓解疼痛。”
“什么是能量治疗？”法官问道。
我迟疑了一会，然后勉强解释道：“通过双手给患者提供能量，缓解病痛。是一种……意念的力量。”
听到翻译，法官停了一会，似乎在思考。旁听席上一片说话声，众人窃窃私语。
“什么能量治疗，骗子吧？”
“希拇莱果然是会上这种当的人，他还信占星。”
“希拇莱死了，她怎么说都行。但六处的舍伦堡显然也信。”
“她怎么让他信的，还看不出来吗？呵呵。”
声音越来越大，一股股质疑和嘲笑声传来，我垂下眼睛不看任何人。但为了控制情绪，我的胃越收越紧，虽然出庭前特意没有吃东西，但仍感到一阵阵反胃。
“这个问题和我们的证据无关，而且她是孕妇！”我听到舍伦堡抗|议道，他后面的话又被律师阻止了，然后律师自己站起来重申了这个观点。
法官考虑后回答：“是的，能量治疗是什么暂且不论，但希拇莱相信它，并允许你替他治疗，你成功缓解了他的症状对吗？——安静！安静！”法官拿起锤头敲了几下。
“是的，他后来听从了旅队长的建议，和贝纳多特伯爵见面，商议释放集|中|营犯人的问题。”
舍伦堡目不转盯地看着我，眼中满是激动。
“很好，我想关于这一事实，已经澄清。证人可以离开了，今天暂时休庭。”
有人送我离开法庭，舍伦堡站了起来。出去后，他的律师找到了我，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舍伦堡在里面坐着。美国人果然优待他，还可以在出庭间见外人。
“西贝尔。”舍伦堡伸出手，似乎想和我握手，但他伸出的是两只手，我一只手抚着肚子，只是向他点了点头。他尴尬地放下了手。
“根据我们的辩护策略，也许您不会有多少直接罪行。”律师微笑着说，显得很得意。
舍伦堡也带着胜利的笑容望过来，然后他的笑容僵在脸上，因为我没有笑。
“你怎么了，不为我高兴吗？你帮了我大忙。”
“这没什么，是当时发生的情况如此。”我说，“没什么事的话我就走了，另一个律师也想找我。”
“谁？”舍伦堡和他的律师好奇地问。
“施佩尔先生的律师，”我淡淡道，“他得知我在这里，又给施佩尔治疗过，想带我去见他，劝说他不要认罪。但我不觉得自己能劝得动他。”
“他认罪了？”舍伦堡和律师都吃惊道。
“他是高层中唯一承认罪行的人。”我说，“虽然我肯定劝不动他，但我想问问他有什么希望我帮忙的，我会尽其所能。”
“你跟他打交道并不多，你从没问过我需要什么帮忙的。”舍伦堡不满道。
施佩尔劝说莫德尔解散士兵，还帮助海德堡安全投降，我是愿意帮他一些忙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来的原因却是：
“因为我尊敬有错认错、有罪认罪的人。”
舍伦堡脸色一瞬间变得煞白，收回了原本得胜的神色，嘴唇绷得紧紧的。
到外面后，他的律师出来追上|我：“您刚才的话在否认我们的努力。”
“你们的努力很成功，我也只是说出自己真实的感觉。”
律师没再和我纠缠这个话题，转而说：“我最初告诉舍伦堡先生，没有必要把您叫来作证。我认为，把您给希拇莱治疗的过程忽略，也不会影响辩护效果，因为释放犯人的文件经过舍伦堡的手，有他的签字。但是他希望你出庭作证。”
我不太明白舍伦堡为什么要这样。
“他11月听说你被关押过，也许是希望能增加对您有利的证据。”
我点了点头：“那么，替我谢谢他。”
“但你已经被释放后，他也仍希望您出庭。”律师又说，“今天我明白了，他是想见你一面。”
“这一面，只怕让他失望了。”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他我们不是一路人，但他始终不相信，这次又碰上了我的“尖刺”。
“祝你们顺利。”我要走了，律师递给我一个扁盒子，打开是只钢笔。
“我不需要您的钢笔。”莫名其妙的。
“不是我的。”
笔是墨绿色的，笔杆上还有银色花纹。笔尖和舍伦堡平时使用的习惯不同，是我习惯的那种细尖笔。
“他这只笔存在他一个朋友家里，”律师道，“我接受辩护委托后帮他取出来的，一直等到您来，现在交给您了。”
笔盒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没来得及送给出的结婚礼物。”看了纸条，我再次回望法庭，舍伦堡站在刚才我们见面的小房间门口，身边有两个警卫。
“下一次开庭是7号。”有人说。
警卫把他带走了。过了好一会，我还能听到他的咳嗽声从走廊深处传来。
那之后我没有见到施佩尔，他的律师原本打算让我扮成助手随他去探视，但是当我们见面后，却被一个苏方的代表阻止，那人嘴上有一抹胡子，叫出了我的名字。
“您不能去见施佩尔先生。”他用德语对我说。
“您是？”
他没有回答，只是向施佩尔的律师做了个强硬的手势，带我离开。于是我只好回了海德堡，向施佩尔的父母通报了他的情况。
1月20号那天，预产期临近，我肚子隐隐作痛，家里只有诺娜妈妈和曼尼。希尔德才去了慕尼黑，因为集|中|营里的索芙特夫人也被释放出来，她去探望，并且商量恢复孤儿学校的事。
诺娜妈妈见我腹痛，赶紧收拾了些东西，我们出了门。外面阴冷潮湿，风夹杂着小雪。
“我们去哪里？”曼尼问。
“我送西贝尔去医院，她可能要生宝宝，”诺娜妈妈说，“我把你送到莉莉阿姨那里，等她下班你们一起来看我们。”
“太好了！”曼尼说，“妈妈要把从外面带回来的宝宝生出来了！它是我妹妹！”
我和诺娜妈妈都笑，我出去一趟，回来肚子大起来，曼尼一直认为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从“外面”带回来的。
“你怎么知道是妹妹？”诺娜妈妈问，一边叫他不要跑太快，我们追不上。
“我不要弟弟，”曼尼说，“弟弟不听我的话。”
“好的好的，西贝尔，你围上围巾。雪大起来了。”诺娜妈妈说。
我把围巾展开，这时一阵风吹来，这是一条开司米围巾，极其轻薄，风吹得它飞了起来，挂在了树枝上。我伸手够不着了。
“唉，怎么搞的。”诺娜妈妈抱怨，她走来试着跳起来去够，也够不着。
“让我跳，我跳得高！”曼尼说。
“你跳得高也没用啊。”诺娜妈妈转身到家里，嘴里念叨着，“赫林在时，家里经常有各种木条，如今都被孩子们玩得坏了、断了，一根合用的都没有。”
我站在树下看着围巾，怕它被风吹走了。这条围巾还是当年阿尔伯特从法国带回来了。
这时，一个高大的人走到树下，一伸手取下了围巾，展开来，轻轻围在我脖子上。
我的心怦怦直跳，却慢慢地转过去望着他，泪水涌了出来。
第173章
1952年1月初的一天，阿尔伯特借了辆汽车，载着最后需要拉的一批东西向慕尼黑驶去。后备箱里有曼尼的自行车、我们的被褥毯子，后座两个孩子中间放着一台电烤箱，孩子们身边围着好几个毛绒玩具。孩子们脚下卧着一条狗，克雷。
当时曼尼不到11岁，海蒂刚过完7岁生日。两孩子一路欢快，快到海德堡时，每只玩具都在电烤箱里烤熟过至少两回，一狗两孩儿，汪汪哈哈笑声就没停过。但我的副驾驶位置坐着很难受，腿边围满了厨具，开起车开叮叮当当响到罢了，一只碗还颠破了，划了我的小腿肚。
“早就不该带这些餐具！”阿尔伯特气得把破碗丢到了车外的沟里。
“都是诺娜妈妈|的宝贝，”我笑，“她本想带两孩子坐火车先去慕尼黑，结果兄妹两一个都不愿意跟她走，一定要坐你开的汽车，把她气得不轻。你要是再把这些东西丢了，她不发疯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