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凯撒，它住哪里？”曼尼说。
“它不叫凯撒，它叫风神。”另一个孩子说。这时我才明白他们指的是捡来的那条狗。
“它是女孩子，应该叫迪娅。”有个女孩子说，“是拉丁语‘女神’的意思。”
“我觉得珍珠更好听。”女孩子之间也有不同意见。
“求求你们，让它睡我们屋吧！”孩子们都说道，原来都想让狗子跟自己睡。
“先睡客厅，”希尔德说，“等给它洗干净了再轮流睡在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屋。”
“我也是男孩！”曼尼急道。
“好吧，三个地方轮换。”希尔德说。
女孩子们同意离开了，去收拾自己的东西，准备梳洗。两个大男孩却跟曼尼说：“你跟我们睡，这样狗狗就可以两天轮换一次，可以多和狗狗在一起！”
“可是三天比两天多啊。”曼尼迷惑道。
赫林默默看着孩子们跑开，我问他：“你也想回维也纳找孩子吗？”他没有回答。
这天夜里，我忽然听到门响，赶到楼下，希尔德和莉莉也起来了。大家站在门口，发现赫林拄着一根拐杖，背着行囊，要出发了。
“你去哪里？”我问他。
“回柏林。”
一时间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随即明白了：“你要找克洛丝？”
“那里太危险，不能把她留下。”
“她要找自己爱的人！你去了也没用！”希尔德说道。
“但我也要找我爱的人。”赫林低声说。他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很少把“爱”挂在嘴边，甚至对克洛丝表达关心也很少。说了这话，他轻轻自嘲地一笑。
“那怎么不开|车去？”我问。
“施特恩少将说车是给您用的。”
“我们在这里安定下来，用不着车。”我说，“找到了她，就带她离开柏林。如果实在找不到，你一定要回来。你救过阿尔伯特两次，如果他回来听说你遇难了，他后半辈子都会懊悔。”
听到阿尔伯特的名字，赫林眼里闪动了一下：“我一定把车开回来。”
两天后的清晨，这辆车果然回来了。像我们一样带了一车的人，赫林满身疲惫地从司机位置上下来，刚走到台阶前就摔倒了，被我们扶了进去。他身上有灰尘和血迹，但没有受重伤。
车上的人陆续下来好多人都先感谢了赫林，然后才各自离去。我们没有看到克洛丝。
“她不愿意离开柏林吗？”希尔德小心地问，递给赫林一杯水。
“不，”赫林把水一饮而尽，“我把他们都带出来了。他们留在了法兰克福。”
“他们？”希尔德疑惑地看了看我，似乎猜到了又不敢说出来，我问道：“她和皮埃尔？”
“是的，还有他的几个朋友。那里已经投降了美军，他们会安全的。”
我和希尔德互望一眼，我原以为他会强行把克洛丝拉走，没想到他竟然这样选择了。
“你是个心怀大度的男人！”希尔德挑起大拇指。
赫林低了头，没有说话。
我们这里也很快安全了，这里是施佩尔先生的家乡，他父母也住在这里。他回来劝说了驻扎此处的党卫军将领，德军撤离了海德堡。他们走的时候炸毁了老桥的三个桥拱，但是市民们自发聚集到老桥上，阻止他们更多的破坏。后来市长带领人在城市里悬挂了白旗，美军第63步兵团驻了进来。
施佩尔最近都在工业区和柏林之间奔走。希特嘞在最后的疯狂中，下达了破坏一切工厂的命令，但施佩尔把命令改变成了“将机器停止运转”。那一次阿尔伯特意外回到柏林，也是在商量此事。
莫德尔元帅听从了施佩尔和自己参谋们的劝告，没有毁坏工厂，下令原地解散所有士兵。他几次想要自殺，但被阿尔伯特等人发现和劝阻，但最后一次，在无人发现的时候，他走进树林，举槍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阿尔伯特等参谋投降了美军。
就是在施佩尔来的那天，他转交给我阿尔伯特的最后一封信。
赫林到树林里寻找木材，要再给我们做一些床板铺在地上。我和希尔德带着孩子们在屋后的山坡上寻找野菜，我搜罗记忆把能吃的苜蓿认出来。孩子们已经给那条牧羊犬起了正式的名字，叫作“克雷”（圆环）。他们说因为克雷的背部有一个圆形的白斑。
当我叫它而向我奔跑而来时，我忽然在这名字的发音中想到了另一个人，我们最好的朋友之一，科雷格。他曾经说要送我们一条狗。
克雷跑过来，像科雷格曾经养过的牧羊犬一样淘气，把爪子上的泥印在我衣服上。我拍了拍衣服，拈起克雷身上沾着的一朵小花。
在不经意间，田野上已经遍是野花。我们站在暖风里，感受不到寒意。
“春天了。”我说。
“战争结束了，”希尔德说，“一切会好起来吗？”
一个孩子跑着来找我，气喘吁吁指着山坡下我们的家：“有人，有美国兵在我们家门口！”
一切会好起来吗？我希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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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历史上海德堡投降是1945年3月30日，这里为了让女主在柏林完成地堡及希拇莱的剧情，推迟了一些天。
第172章
美军的琼斯少校带着三个士兵来到我们家，那几个士兵毫不见外地在我们的客厅晃悠，用手拉扯诺娜妈妈编织的毯子，还有壁炉架上孩子们用泥捏的“雕塑”。我们的几个孩子反而拘谨地站在沙发后面。
啪的一声，有个士兵把一个象狗或马的泥塑碰掉在地，摔碎了。曼尼悲愤地跑过去捡拾地上的碎块，那三个士兵嘻嘻笑着逗他，其中一个人一边腮帮子鼓鼓的，还嚼着口香糖。
琼斯少校让士兵们出去，递给曼尼一只圆珠笔。曼尼见我点头，伸手接了过去。琼斯教他如何按动笔部按钮，把笔尖伸出来，曼尼大感兴趣，忘记了摔碎的泥塑。
后来琼斯说明来意，是劝我与美国人合作的，说他们看过我的毕业论文，希望我到美国大学去研究心理学。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内容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突破性的研究，我好奇地问他看中了我哪一个研究点？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我心想他一个军人自然是不懂。
“听说你还会占星，不如给我占一下星相吧，”他说，“下次我带个专业心理人员，我们再聊心理学。”
我拿出工具，准备给他做占星。
“我听有人说，你以前给妠粹的高级官员做过通|灵？”他又问。
给希拇莱做的那些事都是保密，虽然现在战争已经结束，但我还是本能地不愿意透露。尤其现在阿尔伯特不在身边，很多事都要我和希尔德商量着做决定，总是怕我们几个女人带着孩子被人骗了。我甚至有点怀念以前还有舍伦堡这种精明人在身边的时候。
我说：“我没有通|灵能力。那是我不得已自保的手段，用直觉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再使用心理学的方式观察他们的反应，总是能说得七七八八。”
琼斯不再多问，只是占了星。
后来他确实带了一个美军里面的心理医生，对方曾在海德堡留学，德语十分流利。我们聊了催眠研究，他对我做的一些前世回溯催眠很感兴趣。这人甚至还认识朗格教授，说在美国的学术会议上见过。几天后，琼斯带来了朗格教授的亲笔信，上面邀请我到美国继续做研究，还说如果愿意，可以跟着他继续读博士。
我和希尔德再三商量，都有些心动。战后德国物资紧缺，吃穿用度都相当艰难，虽然我们有存款，但东西越来越贵，有时还买不到。如果我能去美国，其他人都能跟过去，生活更舒服。琼斯还表示，愿意帮我们寻找兰肯。
“您如果足够配合，还有助于给施特恩少将减刑。”他这样说之后，我更加有意向。
只有赫林见琼斯三番几次地找我，劝我去美国，变得忧心忡忡。“难道您要离开施特恩少将了吗？”他这样问我。
“当然不是，”我说，“阿尔伯特减刑了出来得更早，可以到美国找我们。”
赫林脸上不认同，但又找不出理由反驳，只说：“美国人不怎么样，没有想的那样好。他们在大街上用几双丝|袜就想让德国姑娘陪他们睡觉！”
这话引起一片沉默。希尔德早些时候出门，也遇到士兵骚扰，但由于德国士兵侵略其他国家时更加过分，没有人敢说什么。后来琼斯和我接触多了，他也只是提醒我们哪些地方不要去，比如士兵俱乐部等等。
5月初的一天，他们说要和我进行最后一次意向确定，说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都愿意和我签订聘用合同，我如果同意了，就可以准备启程了。我到了以前德国士兵的兵营，现在是美军司令部。
这里没有美国大学的代表，而是一位美国准将接待了我。准将和我谈了谈我的专业，我详细介绍了在仁慈医院的工作，但他显然不太懂，也不是很感兴趣，只是热情洋溢地说着“美国欢迎你”，让我在一份合同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