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狠狠抖动了一下，原来莱温教授一直都在反抗。当时我在奥斯维辛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曾给他打电话，他仿佛冷酷无情地回答了我：
“要告诉自己，您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业，为了今后更大的目标，只能坚持。”
这时我才明白他这话是千真万确的，真实表达着他从来改变的对正义的信|仰。他不是因为德国战事失败才有了这些想法，而是从来没有改变过……
舍伦堡探究的目光一直看着我。
“我……很震惊，他竟然那么早就有了其他想法。”
“对，就像这样应答。”他意味深长地说。
这天晚上回到家，我接到了希尔德的电话，她从兰肯哥哥那里听说了我的事。
我在电话里告诉她，不要告诉阿尔伯特。
“怎么可能？他根本不主动给我打电话，”希尔德道，“只有嘱咐我不要把吉罗的消息告诉你那种事，他才联系我。”
临睡前电话铃响起，当然是阿尔伯特。
“你怎么知道的？”
“沙医生发了电报，”他简单地说，“明天我就回去。”
“可是，后天才周日。”
电话那边传来叹息。“我知道想比肩隆美尔元帅不太可能，可他人在北非，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还要在妻子生日当天赶回去，而你出了这么大的事，我难道不会请一天假回来吗？”
他的话一下子触动了我紧绷的情绪，一滴眼泪滴在话筒上。
“等我回来再哭，我的胳膊太短了，还差几公里不到柏林，不能拥抱你。”
“谁哭了？”我强撑着说。
夜里，半睡半醒。恍惚中看到沃里斯，笑着问我要不要去威维尔斯堡，接着脖子一紧，海因里希的手卡住了我，然后用刺眼的灯光照射我的眼睛。
醒来了。
外面灯亮着，看到熟悉的背影坐在客厅桌前，正翻看我的论文。我从背后抱住了他。
“不是说明天回来？”
“已经过了午夜，现在就是‘明天’。”
“怎么回来先看我的论文，不看我？”
他把我揽到腿上。
“你怎么知道我没看你？”
原来趁着我睡觉看了一眼。
“论文有什么好看的？”
“你说这是莱温教授在警察局交给沙医生的？”
“嗯，似乎现场还在批改。”
我刚起来，觉得台灯刺眼，揉着眼睛。睡前哭过，眼睛十分不好受，眼眶又热又涩，我把眼睛贴在他凉凉的脸颊上，给眼皮降温。
“咱们别说这个了。”
他转过头来，鼻尖扫过我的额头。我抬眼看着他。每次目光碰在一起，他便不会无动于衷。他吻了我。
“我总觉得他现场批改有些奇怪……”
“可是我都看过了，”我闭上眼轻轻地说，“以后回来要先找我，我想你啊。”
他不再说话，专心地吻我。桌边空间局促，他把我抱到了沙发上。一切顺理成章，可是当我以为自己渴盼着那件事时，脑海里却响起他刚才的话。
“他现场批改有些奇怪。”
莱温教授的形象一闪而过，在监狱里带着手铐，批改论文。
不，专心一点，我告诉自己。
“就像这样应答。”舍伦堡的回答很平静，可是表情却是探究的，似乎他知道我背后隐瞒了什么，或者他只是猜测我帮过莱温教授？
阿尔伯特吻着我的脖子。
海因里希凶狠的双眼，手指掐着我的脖子。
我双手一抖，推开了阿尔伯特。
“怎么了？”
泪水涌出。
“不知道……不知道怎么了……”我原本心情挺平静的，可是当我向他敞开的时候，当那些带来快乐的互动开始的时候，被我压抑的情绪却先跑了出来。
我想抹干眼泪继续，可是最终把身子转过去，脸埋在沙发里，不想让他看到我止不住的哭泣。
身子被他扳回，连带着我乱七八糟抓在手里的一条沙发巾，都被他搂在怀里。
“不许背着我流泪。”
在心里某个地方，我看到了更深层的一个原因。
“我不能温暖你了，阿尔伯特，”我说，“我不是火炉了。”
我做不到像他以前希望的那样保持单纯快乐，总能照亮他温暖他，做不到。我没有他以为的那么强大，那么好。最近的事在不断压垮我。
“那只是一个比喻，不是要求，”他的声音因为激|情未褪而显得沙哑，“你只要在我的世界里，就是温暖我了，无论你是什么心情。”
他的话极大地抚慰了我，眼泪逐渐停止。他想抬起我的脸，但我固执地把头埋在沙发靠背上。过了好一会，我悄悄抬头瞄他。
“你是不是觉得我喜欢纠结无足轻重的问题？”
“不，是一个傻姑娘会把我说的每句话放在心里。”
他扯过那条沙发巾丢到一边，抱起我走向卧室。
“沙发上不行嘛？”这会情绪平顺了，反而有些急不可耐。
“不行！”他凶狠地盯了一眼沙发靠背上|我眼泪的痕迹，“我讨厌沙发。”
亲密过后，我在他怀里半睡半醒，却又想和他聊几句：“为什么你觉得教授在监狱改论文不正常？他确实是那样一个负责的人。”
他没有回答，沉重但均匀的呼吸吹拂我的前额，抬头一看，他眼睛都闭上了。想必连夜从东普鲁士赶回来，也很疲惫了。梦中的他眉头紧蹙，清醒的时候他从不在我面前表现出这样难以排解的忧闷。
“不是你的错，我的世界不好，很不好。”他在梦中喃喃地说，他的意识已经恍惚，根本没听清我的话，大概以为我在自责，因此迷糊中安慰我。
无疑，我的恐惧给他带来了压力。
一直以来，他都承受着比普通德国士兵更多的压力。如果他不够清醒，看不到德国的未来，还沉醉在雅利安人统治的谎言里；如果他不认识我，不会对比我原来世界的生活和现在……
我用手指去抚他的眉心，掌心擦过他的鼻尖，他下意识地动了动嘴唇，在我掌沿的鱼际上轻柔地触碰着、寻找着。
又闭了一会眼，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念头不断地往出涌。我爬起来到客厅，打开台灯翻看论文，在最后几页停了下来。
这一页原本还有不少空白，但还是单独夹了一张白纸，上面写着对旁边一个表格格式的意见。用手扯了一下这张纸，白纸松动了。
白纸被台灯照得透亮，我看到了背面的阴影。反过来，发现有铅笔写的字，轻而潦草，不知是不是在监|禁中临时写出来的。
“在斯达林格勒的英雄们死去之际，我们的国家在颤|抖。某个上次战争中的‘一等兵’的‘绝妙策略’已经愚蠢且不负责任地把三十三万德国人推向了毁灭。元首，这个把德意志民族带向罪恶的骗子，我们‘感谢’他！……”
教授的最后一张传单。
在传单页的最后，还有一行短短的句子：
“交给VME。”
第一个念头是把阿尔伯特叫醒，问他该怎么办。可是目光落到他刚被抚平却又习惯紧锁的双眉上，又打消了念头。这个男人已经被战争、自己的良心和对我的爱折磨得疲惫不堪。有些事，既然交到我手里，我得试试自己去处理。
第106章
第二天，希尔德和毛奇约我们见面。
他们最近在外面租了房子，但到了以后，发现毛奇不在。
“他有急事一大早出国了，”希尔德说，“据说是土耳其的海关那里扣了我们德国的一艘船什么的，他去处理问题。”
“你和毛奇伯爵打算订婚了吗？将来你不会住在他家吗？他在柏林有别墅吧？”
“不会。我不做家庭妇女。而且他们家人也未必习惯我。”
“难道他们还不同意？”
“当时你去见伦德施泰特元帅的时候，真的没有一点波折吗？”她反问我。
我明白了，希尔德父亲虽然是官员，但不是贵族出身，对方家族中肯定是有反对的声音。
“也许是阿尔伯特的先见之明，”我说，“上军校以后元帅曾劝他改姓，这样就继承了贵族的姓氏，但阿尔伯特没有同意。如果他改了姓，我们订婚就没那么顺利了。”
希尔德不答，只是把我们做的饼干放进了烤炉。
后来，希尔德把毛奇留下的话转告我们。
“他说，这份报告的事只有西贝尔自己知道，即使莱温教授自己那份出了什么问题——他在怀疑他当初会不会已经有了秘密活动，但你的证词只要毫无破绽，就不会有问题。”
他的怀疑是对的。
“他还让我告诉你，如果有后续审讯，也要小心应付。比如，他们可能会问你当初在奥斯维辛看到了什么，这时你一定不能表现出任何对那里的不认同，只要回答‘一切正常’，——工作人员的行为、对犯人的处置，全部正常，没有任何让你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全部符合雅利安化的原则。而你对这些原则也是赞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