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数字都是设想的，但路数就是这个路数。
也有一类“忠诚”于朝廷的地方官，“竭府库以进奉”，竭尽地方府库向朝廷进奉贡物。但这种做法对地方百姓和场务工人的盘剥更为凶狠。但往往就是这类“竭府库以进奉”的地方官，得到皇上青睐，很快就会因功而提升。如唐德宗时的宣歙道（宣州、歙州为一道节镇），一位留守的判官就在干这个活儿，德宗大喜，召他为朝官，做了刑部员外郎。因此，在无道政权之下，盘剥百姓，进奉“羡余”是升官的终南捷径。
这不是孤例。
唐宪宗时，一位以户部侍郎名义主持财政工作的度支官，知道皇上骄侈奢靡，于是多次进奉国家“羡余”，供其挥霍，从此“有宠”，不久升官，加工部侍郎并同平章事，继续主持财政工作。这是直接做了国务大臣的财政部长。当时国人知道这个组织决定后，朝野哗然，以至于市井的小贩们都知道此事，不禁对朝廷这个昏妄举动嗤之以鼻。
唐穆宗时，有一位门下侍郎、同平章事，临时负责修建先帝陵寝，但他的部吏盗取陵寝的建设物资，又不给建筑工人应得的报酬，这样聚敛了十五万贯财富，进奉给朝廷。穆宗很高兴，但怨声载道。不得已，罢了官，但还是到地方做了省部级大员。
唐敬宗时，有个盐铁使（负责国营盐铁专营的部长），克扣榨取盐铁业的租赋特别狠戾，但他上报的专卖收入往往不足，却将各类办公经费“省下”了“绢百万匹”献给朝廷，而且还源源不断。
……
这类故实证明了盘剥寻租的历史惯性，五代十国时期，各地皆然，而且愈演愈烈。但在南唐李璟时代、后周郭威时代，这个恶政也曾得到过短暂遏制。
公元940年，一个管理仓库的官员，岁末时向南唐朝廷献上了“羡余”的赋税租米万余石，想以此博得南唐中主李璟的赏识。但李璟说：
“国库的支出和收入都有一定的数额，你如果不是聚敛百姓、克扣军粮，哪里来的盈余呀！”
李璟是个明白人，并不想在无道之路上走下去。
公元951年，郭威刚刚建立了后周帝国，当天就下诏：凡仓场、库务的掌纳官吏，不许收受“斗余、称耗”（在规定的名目外另立名目巧取民脂民膏）；以前规定的进贡“羡余”制度，全部作废。
李璟、郭威的德政应该影响了老赵。但老赵诏书中一句话，引用孔子名言：“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证明了老赵治理天下的自觉性。老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将这个事件上升到文明建设工作中来认识。传统儒学，孔子学说，就是老赵最重要的思想资源。有没有这个思想资源，处理政事，那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天下意识”的自觉性。
“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有司”是有关部门的意思。在《论语》中，孔子将它看成邦国治理的“四恶”之一。
孔子的弟子子张问：“何谓四恶？”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意译这段话就是：平时不加教化（老百姓不知道犯法而犯法），就要逮捕杀掉，叫作酷虐。百姓还没有准备好，官方就要看成果，以至于（百姓没有完成工作而获罪）叫作暴戾。政令迟缓不下，却突然限期要百姓完成工作，叫作害人。还有，应该赏赐人的时候却出手吝啬，有关部门干的这个活儿就叫作算计。
“四恶”为孔子所痛恨。因此圣贤人物在推进文明建设时，往往要到孔子这里去寻求思想资源。“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在后来的种种诠释中，有一个基本共识：应该颁发给人的财物（报酬、薪水、奖励等），却吝啬而不肯出手，有司这么干，实在非人君之道。圣贤话语中，破毁规则，是一种败德。
“增羡入之数，收倍出之赋”，表面上是“吃盈余”，而且奉献给国家，为国家节约支出、增加收入，应该称之为“爱国”之举吧，但在实际上成为“害民”之举：加倍收租又克扣颁给。老赵的了不起之处在于，他不允许“爱国”而“害民”。他一旦知道邦国治理中存在恶政、秕政、暴政，就立即做出政策调整。他不做秦孝公、始皇帝那种轰轰烈烈的运动式改革，只求点点滴滴的改进。这是思想家王夫之最为欣赏老赵的地方，也是我最为欣赏老赵的地方。老赵对国家政策的星星点点的调整，深得现代政治哲学“社会零星改造工程”文明之相，又具有悠远历史且雄深厚重的保守主义之神。故，在赵匡胤时代，自从大宋之后，百余年来，社会动荡较少、士庶幸福指数较高。北宋百年，其繁荣与文明，超过了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所谓的康乾盛世，这方面，与老赵的稳步改进、自我更化有直接关联。这是儒学“仍旧贯”（坚守旧有的习惯法）与“日日新”（每天都做一点努力更新）的巧妙平衡，是一般人难能企及的“中庸之道”奥秘所在。现代英美的“民生”治理，基本就在“仍旧贯”与“日日新”之间做策略组合式平衡。
老赵瞩目于“民生”的功夫，就这样在千年之前获得了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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