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由政府介入而解决民用、战备粮的储备问题，是传统中国的荒政（荒年政制）、良政之一。战国时代的魏国、汉代初年，皆有此类设计，古称“常平仓”。方法是：某地粮价低时，由政府适当提价收购；某地粮价高时，由政府适当降价出售。这类“金融政策”，既避免了谷贱伤农，也避免了谷贵伤农，应该是调节粮价、平抑市场、储粮备荒以供官需民食的一项优良国策。
但这类工作操作起来有难度，故历史上考察，并不经常施行。大宋帝国在太宗赵光义时代，完善了这个“常平仓”制度。大宋帝国的文明力量就在于：只要是利国利民之举，几代人都会为之努力，万难不避。
元代佚名撰《宋史全文》引吕中议论老赵开仓放粮事，大意说：
太祖甲辰即位，第二天乙卯日，即遣使往诸州赈贷。岂有得天下之初，要用这个来沽名钓誉的事吗？上天惠民，应该遵从天命。当时之民，苦于干戈、赋敛、刑役很久了。为人父母，见子弟之饥寒，则万难不避也要救助。太祖赵匡胤此举，与周武王下车之后，就散财发粟给饥民，那种圣贤的仁爱之心，是一样的。
我认为这不是溢美之词。
老赵赈灾是常事。
翻看《续资治通鉴长编》就会发现，触目皆是“赈灾”“免租”的故实。我据该书统计，太祖一朝十七年，“赈”字出现二十四次，“蠲”字出现三十二次。“赈”是国家放粮给百姓；“蠲”是国家免收百姓租赋。这样放粮、免收，国家自然就会减少收入，但这样自动减少收入，实实在在给百姓利益的国家调控，每年要做三次以上。我在阅读历史记录中，还没有发现哪个朝代曾经有过这样令人感动的民生政策。
乾德二年，更有一道诏书给地方长吏言：
如果地方有灾情，“即蠲其租，勿俟报”。
如果遇到灾害，正赶上收租，就要马上蠲免，不必等到上报后批准。
这一德业，三皇五帝以来，不曾见有。尤为令人钦敬的是，这类德业，只在历史记录中夹带提过，不仅帝王不再自我吹嘘，大臣文人们也不做恭维逢迎之语，似乎：这事就应该这样做！
大宋帝国“做好事”一向如此——从不做自我旌表。
盘剥寻租的恶性
官方的制造业场所称为“场院”，地方的“场院”，除了由所在地直接调用租赋维持“场院”工作外，还由朝廷拨给粮草支持“场院”工作。等于“国税”“地税”都有一部分流入“场院”。“场院”工人多为军人，属于半军方机构。但朝廷负责盐铁、户部、度支的财务官三司使，下达的文件中又有规定：拨出的经费如果有“羡入”（盈余），可以上报朝廷，朝廷将据此而给“场务”官提成。这个法子五代以来一直如此施行。
宋初，有个地方官名叫张全操，他反对这个做法。他认为这样将会助长“场务”官从中渔利。乾德四年，他给皇上上书说这个事。赵匡胤马上下诏：
孔子有言：“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如果在规定之外还有盈余，这一定是对下属的克扣所致。张全操上言：“三司令诸处场院主吏，有羡余粟及万石、刍五万束以上者，上其名，请行赏典”，这么多盈余，如果不是多倍收纳民租，私减军食，如何可以得到？要追问此事，不要颁行三司的做法。以后，除了官方规定的消耗数额之外，一切严加禁止！
“羡余”也即“盈余”，这个事，值得一说。
这是历来对地方官考核的指标之一。官方要组织国家力量经营各类制作，就要有预算。一般的预算都会做得比较公允，年底核算，一般都差不多用光。但场务官有时在组织地方租赋时，往往会“超指标”榨取，这样就有了所谓的“羡余”。而朝廷鼓励“羡余”并愿意从“羡余”中拿出一部分奖励场务官时，场务官榨取百姓租赋就有了“动力”。朝廷如果不知道这个局面，那就是无能；如果知道，不来终止，那就是无道。朝廷在很大程度上是明知此事也睁一眼闭一眼。无论无能抑或无道，纳税人都要承担这个被剥削的恶果。
史上对唐德宗时的“羡余”恶政记录颇详。大意说：
德宗时国用不足，因此有专门聚敛的心思。地方藩镇知道德宗的心思，就向朝廷进奉“税外方圆”“用度羡余”来买好。其实，这个“税外”的“方圆”（就是孔方兄啦），以及“用度”的“羡余”，有两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扣留“常赋”，假设：朝廷拨给一万，他留三千；地方收取一万，他报七千。这样里外里，就有了六千的“方圆”或“羡余”。第二个部分是“增敛”，这一块主要在“地税”，假设：按规定要敛税一万，他敛一万三千；如此，又有了三千的收入。总合起来，他额外寻租九千。这还不包括他可能克扣的工人报酬。但这九千，他并不完整上报为“方圆”或“羡余”，他报二千（史称“所进才什一二”，进奉给朝廷的不过是扣留“常赋”和“增赋”的十分之一二）；朝廷再返还给他一千作为奖励；这样，一年下来，他可以净得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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