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范频频点头，宾主相谈甚欢。
心里有了底的张说心情愉悦地离开了岐王府，回家的路上心情格外高兴，却没有注意到，在他进入岐王府的同时，有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他。
第二天上朝，姚崇一瘸一拐地来了。
李隆基看着姚崇，有些惊讶。
你的脚有病吗？李隆基问。
臣的脚没病，却有心腹之疾。
姚崇回道。
李隆基当即意识到，姚崇有话要说。
有什么心腹之疾，说给朕听听！姚崇正色说道：岐王是陛下的至亲兄弟，张说是陛下的辅臣，而张说却躲到车里面秘密前往岐王府拜访，我怕岐王会受到误导，所以心里担忧。
同样是给对方下绊，姚崇明显技高一筹。
原因就在于姚崇抓住了李隆基的心理：但凡是皇帝，对宗室都很忌惮，而张说身为宰相，却不经皇帝同意，私自拜访岐王，这是典型的图谋不轨啊。
还有比这更致命的小报告吗？几天后，张说就倒了，被免除了宰相职务，出任相州刺史。
本来他给姚崇挖了个坑，结果姚崇没掉进去，他却掉进了姚崇的坑里，这就是中年狐狸跟老年狐狸斗，差着道行呢。
掉进坑里的张说从此又开始慢慢地往上爬，等他从坑底爬回地面再次出任宰相时，已经是九年之后了，而他与姚崇的争斗并没有就此结束，一直持续到姚崇的人生谢幕。
张说倒台的同时，尚书左仆射刘幽求也倒了。
刘幽求被免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改任为太子太保。
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宰相，是实职，太子太保则是闲职，能把好人闲出病的闲职。
刘幽求为什么倒台呢？难道他也招惹了姚崇？他本人虽没有招惹姚崇，他的职位却出卖了他，因为姚崇想要大权独握。
公元713年的这次拜相，是姚崇的第三次拜相，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拜相，这时他已经六十三岁了，他想真正放开手脚做点事情。
在拜相之前，他向李隆基提出的十件事，一定程度上就是他的施政纲领。
此时在他的心中已经有了成熟的蓝图，容不得别人再来对他指手画脚。
然而，现有的群相制显然不能满足姚崇的胃口：在这种体制下，宰相班子里堆着一大帮人，你说一句，我说一句，集体负责，那就是都不负责，这不是姚崇想看到的。
他想要的，是自己掌握话语权，其他少数几个只需要负责随声附和。
显然，刘幽求不是合适人选，他是唐隆政变的主力，不会任由自己摆弄。
既然这样，只能让他离开，省得碍手碍脚。
姚崇的想法与李隆基不谋而合，因为他也想让刘幽求离开。
这又是为什么呢？卸磨放驴共患难易，同富贵难。
自古以来，功臣难当。
虽然李隆基在大权在握后，便把流放犯刘幽求擢升为了尚书左仆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将重用刘幽求。
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是做出一个报恩的姿态，因为他心里明白，刘幽求此时并不是他所需要的人。
如果说唐隆政变时，刘幽求是李隆基不可或缺的主力，那么现在马放南山，刘幽求自然就失去了使用价值，以前他是主力，现在他连替补都不是。
对于这样的功臣，李隆基也有些头疼，他不能背上忘恩负义的骂名，只能选择让刘幽求慢慢淡出权力中心，而在这之后，又需要让他远离长安。
众所周知，功臣一旦淡出权力中心后，心中难免就会产生抱怨，而刘幽求又是有过政变经历的人，这颗随时有可能爆炸的雷是不能再留在长安的。
看起来，李隆基的所作所为有些不近人情，但算起来，他并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皇帝，这几乎是历朝历代的惯用的套路，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比他做得还要过分，相对温柔一些的，也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了。
李隆基这次效仿的，乃是曾祖太宗李世民。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玄武门之变后，曾经一顶一的得力干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都淡出了权力中心，原因只有一个：国家安定之后，猛将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
失去使用价值的刘幽求便这样从宰相高位栽了下来，从流放犯到宰相，再从宰相到太子少保，前后不过四个月的时间。
令刘幽求没有想到的是，三个月后，他连太子少保也当不成了。
因为他被人举报了。
有人检举说：太子少保刘幽求对自己的职位有怨言。
这个举报非常致命。
在古代，如果一个官员被举报有怨言，事情便可大可小——大到可以满门抄斩，小到可以批评教育，下不为例。
李隆基接到举报后，便把审问刘幽求的任务交给了姚崇，这个安排更加要命，这就好比让黄鼠狼当了养鸡场的保卫科科长。
与刘幽求一起受审的还有太子詹事（太子宫主管）钟绍京，这也是当年唐隆政变的主力，正是他调集了皇家园林里的园丁参加政变，为李隆基立下大功。
一度钟绍京也被推到了中书令的高位，不过后来又被拉了下来，辗转出任太子詹事这个闲职。
姚崇经过一番审问，很快定了案：刘幽求等人都是功臣，一下子被安排到闲职，肯定有些沮丧，这也是人之常情；他们的功劳很大，受的恩宠也比较深，一旦把他们逮捕下狱的话，恐怕会让远近之人都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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