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国民政府开始“清共”后,武汉政府和南京蒋介石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
多国民党人开始要求分裂的武汉和南京政府重新统一。1927年8月初,冯玉祥分别致
电宁汉政府,请求双方重归于好,合二为一。武汉政府坚称自己是正统政府,斥责蒋介石
违背党统党纪,在南京另立政府是“以军治党、以党窃权”,是搞个人独裁的结果。汪精
卫提出宁汉政府重新联合的前提必须是蒋介石下台,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要求宁汉统一的
呼声也很高,特别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军队的势力膨胀,也从侧面催促蒋介石下台。
正巧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1927年8月初的徐州作战中,又败于孙传芳的军队,蒋介
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于8月12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8月
14日正式发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访问。蒋介石的下野使汪精卫等反蒋派松了一口气,
8月19日汪精卫代表武汉政府发表《迁都南京宣言》,汪精卫以为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
现“以党治军”的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
但汪精卫却想错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谁枪多谁发言权就大的强权社会,各路将军拥兵自
重,汪精卫这样的文人政府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说进行领导。蒋介石
宣布下野后,支持蒋介石的人纷纷离开南京,南京又成为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军人掌权的
军人政权,所谓“才驱走虎,又来了狼”,桂系军人依靠手中的兵权,并不服从汪精卫文
人政府的领导。孙中山是一个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随孙中山干革命的汪精卫等人也均是文
人政治家,没有效忠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作为文人政治家的汪精卫要想在枪杆子里面出政
权的社会中搞民主政治,几乎是一种空想。
随著北伐的进行,国民革命军中桂系军队的势力大大扩张,但桂系在党内却没有什么地位
,于是统治南京的桂系实力派把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元老请来,帮他们在政府中撑
腰。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中最早开始反共的一派,1925年11月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
的孙中山灵前,召开过反共排共的西山会议,当时汪精卫主持下的广州国民政府在二届一
中全会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案》,并宣布开除林森等18人的党籍。
然而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就此绝迹,他们仍在坚持活动。后来西山会议派迁往上海,在上海
自行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州的正统国民政府相对立。在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国共
两党合作的《联合声明》时,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
斥责汪精卫的行为是“卖党、卖国之罪,愿与国人共弃之。”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后,
作出了恢复林森等18人党籍的决议,但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并不承认这个决议,所以西山
会议派对汪精卫耿耿于怀,极力反对汪精卫当国民党的领袖。
1927年9月11日,武汉政府、南京政府和西山会议派的三方人士,在上海召开了宁
、汉、沪三方中央委员谈话会,讨论宁汉政府合并和统一党务的问题。西山会议派的张继
发言说:“既要统一党内各界同志,就要承认上海的中央党部,就要废除二届一中全会上
的《弹劾西山会议案》。这个非法决议案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产物,必须宣布废除,否则怎
么能团结统一党内同志?”
汪精卫反驳说:“中央的决议岂可任意废除,除非由将来的四中全会作出新的决议。”汪
精卫的发言遭到宁、沪代表的强烈反对。李宗仁说:“我们迁都南京后,于6月7日宣布
林森、张继等18位同志恢复党籍的决议,所以才有今日统一党务的基础。汪同志,你也
不必再坚持过去的决议了。”
汪精卫仍坚持说:“南京的决议我们武汉中央并不知道。现在我提议:西山会议派决不能
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但为了团结同志,可容纳个人参加,不能容纳上海党部。二届四中全
会必须在武汉召开,否则我们武汉的同志不参加会议。”这时宁、沪代表们开始翻汪精卫
的旧帐,指责汪精卫反共不力,贻误了党国事业。宁方代表自称他们是反共的先进,而沪
方代表则更标榜他们是反共先进中的先进,这使汪精卫不得不自责说:“武汉方面防范共
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
在这种拔剑张弩的气氛中,孙科突然站起来提议说:“各位,兄弟提出一项折衷办法,由
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后再谋补救
的办法。”孙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于孙科是武汉方面的代表,汪精
卫不好坚持反对,也勉强同意这个方案。
后来在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操纵下,推举出14名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表,汪精卫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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