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汪精卫_林思云【完结】(19)

  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

  员……。”

  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汪精卫于1927年7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

  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

  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作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

  ,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声称三

  大政策是孙总理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但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

  的一致反对,最后陈友仁不得不退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

  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但汪精卫说:“我们不象蒋介石那样搞武力

  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本来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

  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汪精卫也声称要“保护共产

  党人之身体自由”。可是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激进指导下,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二十

  军军长贺龙等人,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

  南昌起义使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1927年8月8日

  ,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

  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彻底破裂。

  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是在于两党的方针目标有根本的差异,两党合作其实不过是

  一种相互利用。国民党利用联共争取苏联的军事经济支援,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来发展自

  己的势力,两党最后走向诀别,也是终究要发生的必然事件。蒋介石搞暴力镇压共产党固

  然不对,但如果共产党能够采取陈独秀等人的妥协政策,不搞激进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

  共产党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可能会持续更长一些。

  第二部分之四:第一次反蒋的失败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汉国民政府“分共”

  的直接原因。为什么共产国际会突然传来一个《五月指示》呢?这与当时苏联内部进行的

  斯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权力斗争有关。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持比较现实的态度,要求中国

  共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却持比较激进的态度,

  要求中国共产党抛开国民党干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国民党政府顾问来指导中国革命,苏联顾问鲍罗廷是斯大林的代表,而

  托洛斯基却通过共产国际这个组织来指导中国革命,带来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印度人

  鲁易则是托洛斯基的代表。这样的双重指导,也给中共带来了很多麻烦,中共内部也分为

  现实的斯大林派和激进的托洛斯基派,在当时似乎支持激进革命论的人占了上风。在南昌

  起义问题上,1927年7月23日斯大林派来接替鲍罗廷的苏联代表罗米那兹,强烈反

  对中共搞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但并没有说服中共的激进派。

  汪精卫看到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后,开始要求以个人身份

  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进行所谓“分共”。当时武汉政府的大部分国民党人

  都赞成分共,只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和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很少数人反对分共。宋庆龄反

  对分共的理由,和后来中共的华国锋等“凡是派”差不多,声称凡是孙中山生前亲自制定

  的方针政策都不能变,否则就是总理的叛徒。

  汪精卫反驳宋庆龄等“凡是派”的意见时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根据其三民主义

  之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

  了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

  汉的形势,看到共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

  的三大政策的。”

  本来汪精卫和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

  退出国民党。但共产党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后,使

  武汉国民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也开始逮捕处死共产党人。汪精卫

  后来检讨说:“由于我的误谬纵容,才使共产党发展到这个地步”。汪精卫的“容共”政

  策使他在国民党内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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