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难以入眠的陈伯钧打开日记本，洒泪写道：“是夜静思，痛彻肺腑，以致暗泣，有 生以来，伤心事，莫过于斯。”
次日上午，陈伯钧见到了张国焘，说到痛切处，慷慨陈词：“我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 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无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 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局！血性男儿，忠勇 同志，闻听之下，能不为之痛心疾首？所以，我要求总政委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 题，以挽转危局，匡扶革命。”
张国焘说道：“这其中尚有很多隐情，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没有彻底解决，总部机 关也一样。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的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还不能及时办 到。”
“可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的党 员当然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决不容许随便胡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行政组织 上仍须按照红军组织系统，执行权力，下级对上级也必须逐级绝对服从，这样才有利于解决 问题，也才是党内斗争的正当方法。要不然，纠纷日深，团结日乖，对革命损失很大！”
“你提的意见很对，我一定好好考虑，对有些同志提出严肃批评。”张国焘打圆场说。
陈伯钧回到了军部，周围不利于团结的话仍然充盈耳中，而且越来越盛。军长和政委的 态度显然对陈伯钧不利。陈伯钧决定请求调离红9军，以避免冲突。一天下午，他去找朱德 和张国焘，但都未找到，却见到了刘伯承。他俩详谈了一切问题，刘伯承表示同意陈伯钧的 意见，并提醒说：“伯钧同志，斗争可要注意方法呀！不要以为张国焘只是闹分裂，不会伤 人，张国焘是要杀人的！”
晚饭后，陈伯钧写出了给朱德和张国焘的请求调换工作的信。
军部会议室内，声讨中央“逃跑”的大会又在召开，竟也是群情激昂。
心中憋了一肚子火的陈伯钧在一边听着，这时已经没有了前两日的激动，一则是他经过 这么几天的痛苦思索，也想通了，想明白了，并决心调出红9军；二则是朱德、刘伯承都在 暗中给他捎了话：遇事一定要镇静，冷静。所以，他现在听到那些专向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泼 污水的话语，也就置若罔闻，坐在那里考虑其它的事情。
接连两天，陈伯钧又三番五次找张国焘，请求调离工作。但张国焘这几天却是忙得很， 陈伯钧也就仍是一遍遍的向总部跑。9月13日，陈伯钧总算见到了张国焘，但在总部，他 也遭到了多人的围攻。陈伯钧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晚又去总部请求解决我的问题，后王 树声等同志向我提出很多问题与我进行斗争，如，此次中政局，1、3军北进问题，第5次 ”围剿“及突围问题，提拔工农干部问题，目前中央领导的改造问题等，当时我均有答复。 不过，对重组中央问题，尚须思考，不能随便。最后总政委意见，决暂调我到总部休息，待 斗争解决，我的态度表明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9月14日，陈伯钧在日记中把这一天标记为“受辱之日”，他写道：“午间，准备东 西。午后，得孙军长及总部来信，调我至总部工作，但9军东西应还9军。当即将原9军之 马两匹交下。继之如狼似虎的一些传令兵，汹汹然要这要那，并声言奉命不准我带一点东 西，只许只身去总部。当面交涉无效。写信给孙军长，回答找不着人。最后竟动手强搬东 西，强拉所有马匹，由5军带来的马匹亦被没收。我当时实在难处，只好愤然舍弃所有东西 人员，去总部请示办法。黄昏前后，才由总部去信将一些东西人员要回，但望远镜被抢去， 骡子也被换了！慨自参加革命以来，算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事。若说真正革命的同志，其何 以出此？若说政见不同，需要斗争，亦断不能采取如此卑劣手段！老实说，共产党人是一切 外力和压迫所不能屈服的！”
陈伯钧作为一个军的参谋长，在两个方面军公开分裂之后受到了如此歧视和非礼待遇。 朱德和刘伯承闻知，也感到无可奈何，因为在红四方面军一手遮天的张国焘是得罪不起的。 一场政治大风暴正向上至朱德、刘伯承，下到红一方面军留在南下红军队伍中的干部和战士 们身上袭来。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了。两大主力红军就这样在会合整整3个月后分离。朱 德的心情非常沉重，他本想冲出张国焘所设置的监视网，回到中共中央，但他又考虑到这里 还有由8万指战员组成的红四方面军，还有编在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9军团和 其他人，不能把他们丢给张国焘不管。这样，朱德只剩下一个选择：“留下来，跟着这支队 伍，哪怕遇到再多的艰难曲折，也要把他们最终带回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朱德拿着毛泽东等人发的电报多次找到张国焘，要求严格按照组织程序执行，但张国焘 就是置之不理，有时甚至是笑而不答，把朱德气得直打哆嗦也没有用。
毛泽东于俄界对张国焘的再次劝说犹如草地之雨落入泥潭，最终连个泡也未起。
“这个张国焘同志，他要造反了！”毛泽东气愤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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