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等人是于9月11日到达俄界的，顺利与红1军团会合。俄界，位于川甘两省交 界处，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即现今的甘肃省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一身汗水的彭德怀对前来 迎接的左权说道：“老左，你知道我现在的感觉是什么？我看到你们真是比亲人还亲。昨天 那一阵子大折腾哟，我是真正体会到了阶级友爱高于一切友情。张国焘的牛肉和银洋，见他 妈的鬼去吧！”
“老彭，话不要说得太绝对了，友情还是要的。张国焘同志的思想也许会转过弯来 的。”毛泽东说。
看来刚刚脱险的毛泽东仍盼望能说服张国焘一同北上。因此，他在抵达俄界后，一离马 鞍，即以中央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指令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但张国焘无视中央对他的一再争取，仍坚持南下，并撇开中央，电致红1、3军（即红 1、3军团）领导人，劝诱林彪和彭德怀等人也一同南下，声称：“1、3军单独东出，将 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将来真悔之无及”，要红1、3军团“速 归”，共同“南下首先赤化四川”。
张国焘亲自拟定好电文后，拿给朱德签阅。朱德一看电文，气得把这份电报扔在地上， 断然拒绝在电报上签字。
“你不签，我也照样发。”张国焘仍是把这份电报发给了林彪和彭德怀。
林彪和彭德怀接电后，立即将这个电报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半天没说上话来，他的心情沉重到了极点，似是无意又有意地说道：“难道真的 不可挽回了。我们的团结工作没有做好。张国焘的错误是严重的，红军如此大分裂是个悲 剧。但一个巴掌拍不响，中央都有责任，我也有责任。”
对于两军合后又分的原因，张国焘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这样解释：“民国二十四年 （1935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所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 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应北出陕西，形成川陕甘根据地，重建所谓中 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前途早成过去，吾 人应在川西和西康地区域或甘肃西北部之甘凉肃一带，首先求得与中央军休战，再图举国一 致抗日方针之实现，因为两种主张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张国焘的自我解释没有提及他的“逼宫”要权，这当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如果像他所 说仅是一种政见不同，即使吵得天昏地暗，毛泽东也是不会如临大敌，被逼得深夜出走。
历史对此早有公论。
毛泽东与张国焘自夹金山下抚边小镇的握手拥抱，到了这大草地中便彻底决裂。两个人 背道而驰，毛泽东向北，张国焘向南，但他们红色的旗帜下仍各自聚集着同歌“英特纳雄耐 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人们。
此时此刻，毛泽东和张国焘两个人的心情是截然不同的。要说也是怪事，脱离险境的毛 泽东没有一点胜利喜悦，而本是从此走上政治生涯下坡路的张国焘却在这时兴高采烈。张国 焘由噶曲河岸边返身率红军总部回到阿坝，大有要举行一次庆功会的架势。
在阿坝，张国焘受到红9军的欢迎。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参谋长除伯钧专门来到 张国焘的住处表示迎接，并听取指示。张国焘谈起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纠纷，说： “这个毛泽东是拿中央压人，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咽下这口气。结果呢，听说他们单独向北逃 跑了，我也没有说什么呀，就把他们吓跑了，真是胆小如鼠，还吹牛自喻是小毛奇呢。”
孙军长、陈政委也随声附和道：“就是嘛，我们为什么非要同他们一道北上呢？他们那 么多伤病员，行军打仗，还得要我们掩护，那不就把我们拖垮了吗？”
“谁有军队，谁有实力，谁就有发言权，谁就应说了算！”
黄超插话说。
“中央可不重视我的意见呀！”张国焘叹息道。
“中央为什么不重视我们的不满呼声？中央应该清楚，张主席您是政治局的一员，领导 着我们8万红色战士。不重视张主席的意见是不行的！”还是黄超的声音。
坐在一边的陈参谋长却坐不住了，因为他是从红一方面军新调来的，听别人贬低中央和 红一方面军就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深为张国焘等人暴露无遗的宗派思想和过火态度表示愤 慨，当场就与黄超等人争吵起来。
在这种场合下，可想而知，陈伯钧是有理也难争辩的。
晚饭后，耿直的陈伯钧当即给张国焘写信，要求当面谈话，发表自己对红一、红四方面 军会合后一切纠纷问题的不同看法。张国焘接信后表示明天上午即可见面交谈。
这天晚上，孙玉清军长集合团以上干部讨论工作，未讨论前，即按照张国焘的布置，先 将目前的各种纠纷和党内斗争问题，向与会者大肆宣扬一番，讲道：“中央有人说我们南下 是麻雀钻阴沟，我就不信南下会是他们说的那个样子。今天，张主席告诉我一个好消息， 毛、周、张等人在前天晚上，让国民党的势力吓破了胆，竟然向北逃跑了。”
会场上传出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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