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派红卫兵也打击其他“牛鬼蛇神”。但是这些打击,都只是第二位、第三位。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都在经历了辉煌之后转为衰落。其辉煌让人炫目,其衰落又让人悲哀。
老红卫兵从文革之初的促进派、造反派,变为怀疑派、保守派、逍遥派、反动派,他们的命运也人天之骄子变成阶下之囚。恰如毛泽东所断言的:红卫兵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变成了反革命。
老红卫兵的衰落过程正是造反派红卫兵兴起的过程。他们因为作了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而红极一时,迅速取代了老红卫兵。1967年夏季以后,全国真正“天下大乱”了,毛泽东感到局面难于控制,屡屡给造反派红卫兵打招呼。但是,热昏之中的造反派红卫兵仍然热衷于冲击“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利用有利于自己的一部分毛泽东指示,继续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毛泽东由希望变为失望,又由失望变为恼怒。后来,毛泽东断然派出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从而结束了他曾寄予过厚望的红卫兵运动。
造反派红卫兵的命运比老红卫兵更惨。在1968年以后,他们一次次被清查,一会儿是“五·一六分子”,一会儿是“三种人”,在退出政治舞台多年之后,政治仍然频频光顾他们,给予他们无情的清洗和打击。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沉思录》中曾经描叙过这种“历史的误会”。他们在文章中写道: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的两派,突然发现彼此又呆在了一起,虽然失去了一样的课桌,一样的课本,但眼前却一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沙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对昔日悲哀,对明天秘不可测。有时在风雪弥漫的小镇,或是在蓬草枯瑟的山路上碰到,看到彼此都是同样褴褛的衣着,同样疲惫的神色,这时再想不到不久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双方便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讽自贱,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你当过看客,我也当过看客。你曾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你可悲,我也可悲。你可笑,我也可笑。有了脓溃之后新生的肉芽,有了痛定思痛的灵魂的大不安……。
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回顾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清华园的位置至关重要。
清华园初建于明朝,是一位武乡候的庄园。明亡后,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入主中原,建立起大清帝国。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们对造园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除世人尽知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建起的圆明园外,清华园也被扩建和重修。
清末,满清皇帝顺应世界潮流作出了一些变革的举动。废科举,仿效西方兴建学堂,便是其一。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赔款”退回的一部分,创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1925年,清华学堂正式发展成为清华大学,从而开始名扬四海。
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园便以红卫兵运动策源地的地位引人注目。清华园中,不断出现一个个风云人物。
如前所述,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率先扯起第一面战旗,使“红卫兵”一词脱颖而出。
随着“联动”的垮台,以清华附中等中学学生为代表的老红卫兵,在独领风骚之后,惨淡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红卫兵”。
而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又是造反派红卫兵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因反工作组,蒯大富曾被关押,他以绝食绝水相抗争,顶住了突如其来的命运厄运,成了清华园中的头号英雄。
首都造反派红卫兵跨校际大联合时,蒯大富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副司令,同时兼任京城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在其鼎盛时期,他与北大聂元梓、北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并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而蒯大富的位置,又居五大领袖之首。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7年以后,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两派武斗,而且逐渐升级。在清华园里,更是不例外。
清华园,当时堪称红卫兵运动之源。清华红卫兵不仅仅在校园内搞运动,还插手外地、外单位,去“支左”,支持“革命的左派”。
清华园内,两派的斗争也势不两立。
一派,是蒯大富为司令的“井冈山兵团”;另一派,是一沈姓学生为司令的“4·14兵团”。两派原是一同造反的战友,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观点出现分岐,进而分化,成为仇敌。
其时,双方都在抢占楼房、构筑工事。
清华园分为东西两区。其分界线是昔日著名的京张铁路路基。西区是一大片风景地和少量建筑物,东区则有一幢幢宿舍、饭堂、教学楼馆、浴室及实验室。
中央主楼是东区的主要建筑。它的外观厚重庄严,室内门厅高大,楼层空间很高,连走廊都有两三米宽,十分气派结实,其建筑风格与莫斯科大学相同。
武斗升级后,“4·14”派抢占了中央主楼、东区浴室、5号楼以及西区大礼堂附近的科学馆;“井冈山”派则占领了7号楼、8号楼和西区大礼堂、旧电机馆、力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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