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五·一六”的问题一次次提出,各单位所谓的“五·一六分子”们象被烙烧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地接受“火烧”。没完没了的批斗,无休无止的检讨,永远也过不了关的过关……清查“五·一六”,从清查“罪行”到清查“组织”,又从清查“组织”到清查“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
直到1971年,中共中央还就清查所谓“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于2月8日作出决定,又于3月27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批准,还专门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用以统筹全国清查“五·一六”的步伐。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全国范围内揪“五·一六分子”混乱状况的四条原因,他在书中写道:
※ ※ ※
第一,在全国揪“五·一六分子”是主观主义的。除北京有过“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外,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二,规定凡有“三指向”言行之一者即为“五·一六分子”,这是以“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委员会”代表人民的利益因而正确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三指向”极为宽泛,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因而打击一大片。第三,领导揪“五·一六分子”的正是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江青一伙,他们乘机指鹿为马,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第四,在两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互揪对方所谓“五·一六分子”的情况普遍发生。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打击。
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书中,也具体描写了一些关于清查“五·一六”的细节。她在书中写道:
审讯日夜进行,纪录最高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一个“五·一六”坦白大会。1966年横眉竖眼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五·一六”,登台坦白交代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三反罪行”。
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一位很会训人的女造反派,不知为什么也变成了“五·一六”,被送到卫戍区去“监护”。监护了一阵,人家又不管了,把她退回到了本单位干校。可是被关押了半年多,她出来以后竟疯了,老是站在食堂门口看人家吃饭,而且经常伸手去拿别人吃剩下的东西,嘴里流出涎水来。脸上颜色也真奇怪,不知怎么会变得像染了颜色一样,红一块,灰一块,成了个小花脸。一些干部带到干校的半大孩子们一拳就把这精神病人从很高的谷草堆上推得翻滚下去,然后孩子们乱拳齐下,小嘴里不停地咒骂着:“阶级敌人!”“反革命!”“装死!”看上去那嘴脸和造反的大人一模一样。
下干校的有1700人,已经揪出“五·一六”竟达400多人。军宣队还在大会上动员:不能对揪“五·一六”抱有右倾思想……。
事实上,清理“五·一六”的运动越来越风行全国。“五·一六”象个垃圾桶,谁要是被人指控为“五·一六”,就等于是陷入了无底的泥淖,不管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日趋荒唐,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过反对周恩来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一种残酷打击的手段。
清查“五·一六”,直到1976年“四人帮”彻底垮台,才不了了之。在此期间,红卫兵运动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红卫兵”一词的光辉与神圣,也渐渐脱落,渐渐显出悲哀的结局。
6-2、红卫兵的祭日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
红卫兵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有着其诞生期、成长期和衰落期。综观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在变幻莫测的传单和战旗下,红卫兵运动有着两次大的浪潮。
文革之初,最先揭竿而起的是北京市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一拨老红卫兵。他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率先发难。然而,他们又是最先退却。一旦他们“造反”的旌旗指向自己的父母亲,一旦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他们最先有了失落、委屈和恼怒。
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以毛泽东“8·18”接见红卫兵为其鼎盛时期,以“联动”被取缔为谢幕的日子。
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这次浪潮的主体是“造反派红卫兵”。其中的红卫兵领袖的骨干多是些文革前受压抑、受排挤的知识分子以及平民子弟。他们不计较家庭出身,更为看重的是个人表现。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长期影响和社会压力面前,他们也往往推举几个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进入领导圈子。造反派红卫兵宣称:“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造反派红卫兵都要比老红卫兵走得更远。他们普遍热衷于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使是在1967年秋天以后,造反派红卫兵内部普遍又分化成两大派别时,揪走资派的矛盾焦点仍没有改变。两大派别红卫兵组织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他们的争论从来不体现在该不该揪走资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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