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对联,重新唤回了老红卫兵们的光荣感和使命感,挑起了掩饰在他们心中的对父辈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反抗情绪,激发了他们对后起来造反的乌合之众红卫兵组织的蔑视和不满,也引发了他们对昔日养尊处优光阴的无限眷念之情。
8月2日清晨,陈伯达接见红卫兵代表,指出对联“不全面”,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打死老虎的运动,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有权有势的“活老虎”。陈伯达建议将这幅对联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改为“理应如此”。
8月4日,江青来到北大,她装腔作势地说:“红卫兵小将们,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响过之后,江青继续讲话,她把话题转移到对联上:“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江青的意思很明白,红卫兵不能再这么胡闹了,应该把攻击的目标放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
8月6日,北京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康生、江青等前往参加。辩论之中,中学的老红卫兵簇拥着“敬爱的旗手”江青上台,要台下安静,听江青同志作指示。然而这一次,一贯趾高气扬的江青意外的谨慎她反复声明,赞成8月2日陈伯达对对联所作的修改,至于其他话题,她一概不提。
江青的谨慎自有道理,发动文革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为了让天下大乱,她看中了一支新兴的力量——红卫兵,并且把宝押在了红卫兵运动上。江青曾亲手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和信件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写信“表示热烈地支持”,这是一个例子。
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老红卫兵越来越让她失望,指望这帮革干、军干子弟彻底和他们的父母闹翻,造自己父母的反,看来是不可能的。从那幅血统论的对联上,江青已看出老红卫兵中间不满的苗头。依此对联的意思,下一步文革的斗争锋芒势必会转移,这是江青最不愿意看到的。此时此刻,她既不同意对联的内容,又不愿意太伤害了老红卫兵的情绪——尤其是在还没有培植其他力量取代老红卫兵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样一来,就导致了江青的谨慎。
然而,江青的谨慎劝告,依然伤害了不少老红卫兵的感情。在历次集会上,每当“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时,台下的红卫兵总是热泪盈眶,纷纷喊出“江青阿姨您好”的口号,来表达他们心中的崇敬之情。可是现在,在他们最需要人支持的时候,“江青阿姨”却没有支持他们,而是指责,尽管这指责还很温和。
老红卫兵中间,普遍产生了一种被人遗弃了的情绪,这种情绪迅速蔓延,形成了一种变态的狂热。为了表示血统的高贵,老红卫兵把父兄的旧绿军装和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宽大的军衣上紧束着宽皮带。这样的装束成了中国六十年代的流行服饰,有的还穿上又重又沉的黑皮靴,以显示红卫兵的威风。为了显得更革命,他们摆出不可一世的傲慢神态,开口说话则满嘴粗鲁:“老子”、“狗崽子”、“混蛋”、“王八羔子”等等,完全是流氓无产者形象。
老红卫兵开始打人,制造“红色恐怖”。其中,以中学红卫兵最甚。从1966年7月以后,打人的情况失控,红卫兵用皮带抽打黑五类子女,浑身上下布满血迹。打过了,故作轻松地撇撇嘴:“这才开了个头”。他们经常引用鲁迅的话互相激励:“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北京市六中高三(2)班学生王光华,被红卫兵组织排斥在外,他对这幅对联以及“血统论”提出了异议,于是老卫兵把他抓进了私设的“劳改所”,当天,王光华在血写的“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下被活活打死。
当时在北京市,与北京六中“劳改所”同样著名的还有北京一中私设的“监狱”。老红卫兵成立了一个300多人组成的劳改队,用中美合作所、西藏农奴主以及古代书藉中记载的各种酷刑,来对付出身不好的人和同他们观点不一致的人。老红卫兵所使用的酷刑,仅仅听名字就会毛骨悚然:跪玻璃、油漆洗脸、上吊试验、叩响头、坐飞机、突刺——刺、火烧头发、刀刮屁股、开水洗澡、打活靶、扫膛腿……。
在北京学生下乡帮助农民秋收劳动期间,老红卫兵将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编成一组,由红卫兵组织中公认最厉害最凶狠的人带队,下乡支农。带队者每天甩着皮鞭吆喝,让他们干最脏最累的活,用最龌龊的语言辱骂他们,印弟安奴隶主庄园中的悲惨情景,在六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到处上演。
遭受污辱和折磨的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没有权利加入红卫兵组织,连人手一册的语录本也被没收。打入另册之后,有的忍气吞声,低下头颅默默忍受;有的陪着笑脸,与老红卫兵套近乎,以求得青睐,少受点虐待;有的则不堪忍受,以自杀解决问题。
与血统论对联出现的同时,北京市各大中专院校也有委婉曲折的抗议声。对立面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谬误,对联排斥了大批青少年,依照对联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可能彻底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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