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纠被强令取缔后,陈晓鲁成了逍遥派,开始认真阅读马列32本经典著作。
就在陈晓鲁躲进八中学生宿舍读书反省之时,“陈小虎”的传奇故事像淫雨中乱窜的杂草般在全国各地蔓延。
中央文革小组要利用这些谣言做点文章,江青在召见北京市八中一名红卫兵代表时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就是要通过他,揪出‘联动’的黑后台!”
江青认为,西纠的后台是周恩来。“联动”的后台是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桓四位老帅,而四位老帅的后台,还是周恩来。抓陈晓鲁,是为揪陈毅;揪陈毅,是为斗周恩来。这就是江青的如意算盘。
达摩克得斯剑悬到了陈晓鲁的头上。
在这种情况下,由周恩来安排,决定将陈晓鲁送到陈锡联手下的东北一个部队农场去锻炼。临行之际,周恩来找他谈话,并嘱咐说:为保密起见,不要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
陈晓鲁已显得很成熟了。他说:“没意见。”
周恩来说:“这种安排不是我个人意见,你父亲也是同意的。”
第二天,陈晓鲁告别家人,去了东北。
他果然很遵守纪律,整整三年,在一种特殊的保护性监视中生活。三年中,他没有给家人写过一封信。
九十年代初,陈晓鲁四十多岁,身体有点发福,看上去更像他父亲陈毅了。他穿一件米色旧短裤,一件白色的旧衬衣,一派儒雅风范。陈晓鲁1981年大学毕业后,担任过中国驻英大使馆武官助理,1985年回到北京,在北京国际战略问题学会任职,专心从事中美战略关系的研究。
中国新闻社记者曾采访过他。记者问道:“你对这场文革大动乱怎么看?”陈晓鲁沉思片刻,回答说:“还能怎么看呢?是一件坏事。不过文革并不是某个人一场号令,亿万个傻瓜就跟着起哄那么简单和荒谬。文革的发生是必然的。其根源在于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民族劣根性,在于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官僚体制和人民群众的矛盾。就个人崇拜来说,恐怕还有从苏联进口的成份。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人们常说50年代风气好,这话有点道理。但不正是50年代的许多政策和作法,一步一步地把国家导向文革深渊的吗?我相信辩证法,没有文革的大反动,就没有现在的大进步。”
当记者问到他“今后有什么打算”时,陈晓鲁说:“我已经40多岁了,无论从生理年龄还是工作年限来说,都已是半截入土的人了。对过去,我不遗憾,对今后,也没有什么奢望。……我就有一个念头:当历史的见证人。‘冷眼向洋看世界’,希望看到下个世纪的中国,看到中国的现代化。”
采访结束的时候,陈晓鲁真诚地说了番意味深长的话:“我对文革的经历,更多的是内疚和反省,我所受的迫害也是微不足道的,很多很多的人被整得很苦,这其中我也有一份责任。你们应当写他们,让今天的年轻人永远警惕文革那样的事。”
这番话说得真好。文革那样的事在中国还会再一次发生吗?
3—2、“血统论”与《出身论》
“鬼见愁”对联
文化大革命初起之时,那些革干、军干子弟并没有意识到是大祸临头。他们认为文革无百是再一次革牛鬼蛇神的命,把1949年已推翻的旧政权中的残渣余孽重新来一次大清扫。在文革中,他们应该是天然的革命力量,是革命的动力。
随着文革的深入,他们的父辈开始倒霉,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英雄偶像开始被动摇。看着父辈们诚惶诚恐的样子,他们心里很不是味,再也不觉得文革造反好玩,开始把问题往深处想。
翻开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内历次政治斗争的教训使他们心惊肉跳。他们读到的党史,是以毛泽东为中心编写的,凡是毛泽东的对立面,无不例外都没有好下场。陈独秀、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那些人无不都以失败而告终。
而眼下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使老红卫兵们预感到了什么。这些在社会特权中宠养大的孩子,本能地要站出来,保卫自己的爹妈,同时也悍卫自己过去曾有过的特权。他们时常聚在一起,谈论父辈昔日的光荣业绩,从父辈的辉煌中汲取力量,从朋友的话语中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依托。他们为父辈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愤愤不平,也为自己每况愈下的处境大为光火。
在愤怒的驱使下,他们把仇恨百倍地发泄到黑五类以及黑五类子女的身上。7月29日,北航附属中学的红卫兵贴出了一幅对联: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一问世,即在北航校园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毫无疑问,对联为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说出了心里话,给老红卫兵受伤的心灵带来了一丝慰藉。老红卫兵品味对联,心中掠过一丝春日阳光般的温暖。
8月1日,北航附中的老红卫兵们找来了几十张大纸,将这幅对联原样抄录,当晚,他们拎着浆糊桶,扛着木梯,将这些对联分别贴到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等北京的高等院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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