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一千多人集合,步行到地质部大门前,坚决要求批斗曾在地院工作组任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当时的批斗是戴高帽、挂黑牌,架喷气式飞机等残酷折磨,地质部党委出于保护干部人身安全的考虑,没有交出邹家尤。
一千多名红卫兵在地质部大门前席地而坐,宣布绝食。手提式话筒里,不停传出东方红公社的一道道“通令”。红卫兵领袖用沙哑的声音为手下的红卫兵鼓劲:“头可断,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亮出我们的旗帜,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红卫兵的绝食斗争惊动了上层。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支持东方红公社的揪斗行动。地质部党委无可奈何,邹家尤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
9月5日,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二进地质部,再揪邹家尤。邹家尤已去地院接受批判,可部分红卫兵仍觉得难解心头愤懑,继续滞留在地质部,静坐,贴大字报,进而强行冲击地质部机关,翻阅各种档案,取走各种文件资料。
9月7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出动,要求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撤离,东方红公社不允,双方由辩论发展到武斗。此后,东方红公社继续在地质部造反15天,于9日19日撤离。
9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地院座谈会上讲话,点名批评指责邹家尤。关锋的讲话无异于给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火上加油。
10月8日,东方红公社第三次开进地质部,在地质部召开了“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深夜,红卫兵绑架了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工。
10月27日,地院红卫兵再进地质部“扩大战果”。地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四进地质部,在全国影响甚大,东方红公社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其组织头头王大宾,成了北京市红卫兵著名的“五大领袖”之一。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步地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之后尘,来到国防科委门口静坐,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长的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情况报告林彪,特别说明“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学生批斗,后果不堪设想”。林彪没有任何答复。此后,罗舜初又多次将红卫兵静坐的情况及时向林彪报告,请求指示,但均得不到答复。
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一新动向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造反行动,认为揪工作组不仅应该,而且很及时。9月21日,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极力赞扬他们。鉴于红卫兵揪斗的要求,陈伯达亲笔写下“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性命。”陈伯达出奇制胜,立下这么一道字据,解决了一道难题。
9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璋。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撤离。从此,此后红旗战斗队也一举成名,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另一面旗帜,其组织头头韩爱晶,也成了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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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斗工作组和领导干部的同时,红卫兵内部出现了分岐。各大专院校和中学里的多数派,赞成造牛鬼蛇神的反,却不赞成造老干部的反。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造老干部的反无异于反党,而1957年的教训证明,任何稍稍有点同共产党离心离德的行为都会自食恶果,更用不着说反党了。因此,红卫兵要造老干部的反,理直气却不壮,他们的另一个苦恼是:中央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支持他们。
当然也能够得到来自中央文革的某种暗示。问题是此时的中央也非常复杂,某位首长今天还在台上,明天说不定就会遭到“火烧”、“炮轰”。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自中央文革的一些暗示还是给了红卫兵心理上的安慰和依托。
8月16日,陈毅在接见外语学院等三校红卫兵代表时说:“对工作组要一分为二”,“说工作组是黑帮,不对。工作组有错误,应该检讨,但不能说工作组都是黑帮。”
8月22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会上说,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我应该向你们说明,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能仅仅责备工作组,也不能仅仅责备北京市委。”
9月17日,李先念对粮食部的部分代表说,工作组“即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也不能说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一片“革命造反”的吵闹声中,类似这种较客观清醒的声音非常微弱。而且这些声音也往往混杂在讲话者本人大量的革命词汇中,更加难于让人注意。红卫兵中的多数派却敏锐地从这些微弱的声音中捕捉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信息,依据这些暗示,他们冲锋陷阵,为工作组和老干部鸣不平。
但是中央文革小组并不支持他们,9月13日,谢富治在公安部接见北京政法学院红卫兵代表时说:“现在学校至少两派,一派是揪工作组的,一派是保工作组的,大部分是多数派,有不同的看法。少数派方向是对的。……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真理在少数派手里,我是支持少数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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