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北京市红卫兵为例试作分析。
1966年夏天之后,北京市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开始重新组合,原先以学校为单位相应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则逐步形成了跨校系的派性体系。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在三司的成立大会上,蒯大富宣读了开幕词。为使读者对红卫兵运动全貌有更清晰的思想脉络,现部分摘录如下: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是革命的红后代!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我们的回答是造反!造反!!造反!!!对旧势力,旧世界,我们的办法是:捣乱!捣乱!!再捣乱!!!我们的骨头硬得很!因为我们有党的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誓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眼睛亮得很,因为我们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做显微镜和望远镜,就能照出一切毒草、谬论、牛鬼蛇神。我们的决心大得很,因为我们有十六条做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参加我们这个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各单位红卫兵组织力量还是较弱的,人数还是较少的。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我们深信,我们的大方向是对头的。只要我们能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我们就能克服重重困难,就一定能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
“目前,革命队伍中存在着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得很尖锐。有些人口里喊‘造反’,行动上却是‘保’字当头,就是不敢摸老虎屁股!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这是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关系到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大问题。
“我们都是‘敢’字当头的闯将,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今天,我们这些胆大包天的‘混蛋’联合起来,组成了第三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我们愿意同其他革命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敌人,为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而奋斗!”
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与“保”。中央文革小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激烈斗争。由于有中央文革的支持,参加三司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三司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名声显赫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声雄踞榜首,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三司的影响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动荡、组合。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战斗队”为首;地派: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为核心。天派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后导致了动枪动炮的惨烈武斗。说起原因来,很是复杂。
在中学里,各红卫兵组织也分化组合,成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和“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构成,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京八中红卫兵等。这些“贵族学校”的红卫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拨人。其组织形式主要有“联动”、“西纠”、“东纠”等。以下章节我们还将作较详细的介绍。
“老红卫兵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后,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为“四·三派”和“四·四派”。
“四·四派”:他们以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篇讲话为旗帜,主张复课闹革命,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四·四派”后来构成了带有执政色彩的“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流。
“四·三派”:以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篇讲话为旗帜,他们大多是被运动排斥、不允许参加红卫兵组织、甚至受到各种冲击的中学生,其家庭背景要么是知识分子,要么是“黑五类”或者“黑七类”,要么是家属和亲友中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
各种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在校园内外展开激烈的辩论战、大字报战和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嘻怒笑骂。随着运动的逐步升级,各种红卫兵势力分化组合,此消彼长,勾勒出一幅幅惨痛的历史图象。
“炮打九级司令部!”
1966年8、9月间,北京红卫兵的两次揪斗事件在全国影响深远。一是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揪斗工作组长邹家尤;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红旗战斗队”揪斗工作组长赵如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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