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
我付了钱。
他把菜装进旧报纸卷成的纸袋，递过来时故意松得早了一些。
纸袋掉在地上。
一个土豆滚出去，撞到旁人的鞋尖。那人立刻挪开脚，土豆又滚了一小段，停在一摊积水旁边。
我没办法蹲得太低。
义肢的膝部不会像真正的关节那样顺从。我先将拐杖横过来撑住身体，再慢慢弯下右膝。残肢被接受腔顶得发疼，身体晃了一下，手指离那个土豆还差一点。
周围安静了片刻。
没有人帮我。
本来也不该有人帮我。
我又往前探了探，终于把土豆捡起来。起身时右腿发颤，拐杖底端在湿地上滑了半寸。我下意识收紧腰腹，稳住了，没有摔。
有人从旁边走过去，小声说了一句：“活该。”
我把土豆表面的泥水在外套上擦干净，放回纸袋。
是的。
活该。
上午八点，我去了军需后勤处。
战后缺人手，我虽然已经退役，仍被安排在这里整理阵亡和失踪军人的遗物。这个职位不需要与太多人交谈，也不需要长时间站立，很适合一个只有一条腿、名声又不怎么样的人。
后勤处原本是一座货运仓库。
屋顶很高，窗子靠近房梁，常年照不进多少阳光。一排排铁架从门口延伸到最深处，上面堆满军绿色的遗物箱。每只箱子都贴着编号，有些写着姓名，有些只有发现地点和所属部队。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登记、清理、归类。
等待家属认领。
或者等待它们再也无人认领。
进门以后，我先把拐杖放进办公桌与墙之间的缝隙里。那里不容易被人看见。随后坐下来，把左边裤腿从膝盖一直理到鞋面。
第一只遗物箱来自西线步兵团。
箱子的主人叫阿乐，二十二岁。里面有一件烧坏半边的军服、一只停在四点零七分的怀表、三枚硬币和一封没有寄出的信。
信封上写着“给姐姐”。
我没有拆。
军需处的规定是，未拆封的私人信件应保持原状，直接交还家属。于是我只用软布擦去信封表面的灰，将卷起的边角轻轻压平，再装入防潮袋。
第二只箱子没有姓名。
里面是一把断齿的木梳，一只儿童尺寸的红色毛线手套，还有半张照片。照片上只剩下一个女人的右肩和一小片花园，另一半已经被火烧没了。
我将物品逐一编号。
木梳，01。
手套，02。
照片残片，03。
发现地：北部旧车站。
所属人员：待核。
保存状态：较差。
处理建议：长期留档。
写到“长期留档”时，我停了一下。
这几个字通常意味着，不会再有人来把它们领走。
下午，一位老人来认领儿子的遗物。
他把一张已经折得发软的证明递给我。纸上写着他儿子的名字：张怀恩，工兵营，停战前二十七日失踪。
我在名册里找了很久，终于找到相应编号。
箱子放在第三排铁架的最高层。我需要站起来才能取到。
我伸手去摸藏在桌旁的拐杖。
老人顺着我的动作，看见了左边裤腿下僵硬的轮廓。
他的神情变了。
“你是许烬？”
我的手停住。
“是。”
老人盯着我看了几秒。
那双眼睛与镇上其他人的不太一样。里面没有立刻燃起来的愤怒，只有一种漫长得近乎空白的疲惫。
“公告栏上那个？”
“是。”
他垂下眼，望着我的左腿。
“你活下来了。”
我没有回答。
“我儿子没有。”
“对不起。”
“你为什么跟我说对不起？”老人抬起头，“他又不是你丢下的那一个。”
我握着拐杖，指节一点点收紧。
老人沉默片刻，突然笑了一下。
那笑比责骂更令人难受。
“要是他也像你一样，只顾自己就好了。”
我站在原地。
他转过身，不再看我。
最后是值班员替他取下遗物箱。老人抱住箱子，像抱住一个太轻的孩子。他离开时，没有再说一句话。
仓库的门合上，灰尘在斜照进来的光线里缓慢沉浮。
我重新坐回桌后。
左腿深处开始隐隐发疼。
拐杖没有再藏起来，斜靠在桌边，露出磨损严重的木柄。
我忽然觉得，仓库里的这些东西与我有些相像。
被烧坏的军服，停止行走的怀表，不成对的手套，失去另一半的照片。
它们都曾属于某个人，也都曾被某个人珍视。
如今它们被编号、登记、放进箱子，等待有人认出。
而我和拐杖、义肢一起坐在这里，像另一件归类失败的战后遗物。
无人认领。
也不必被认领。
我只要好好工作。
把每封信装好，把每枚姓名牌擦净，把死者留下的东西尽可能完整地交到家属手中。
然后悄无声息地老去。
死去。
这大约就是最适合我的赎罪方式。
回家的路上，我路过镇中心的公告栏。
栏里贴着阵亡名单、失踪人口、配给新规和重建招工启事。新纸压着旧纸，边角被雨打湿，名字重叠在一起。几名穿校服的年轻人站在那儿寻找自己认识的姓氏，看见我走近，便默契地散开了。
最里面还贴着那份通报。
纸已经黄了，墨迹也淡，标题却依然醒目。
《关于战壕撤离事故及相关责任人的处理决定》。
下面写着我的名字。
许烬。
原瓦诺克第三守备军第十七连士官。
在敌军轰炸逼近时，违背撤离纪律，弃负伤战友于战壕，独自逃生，造成严重后果。
我没有继续看。
那些句子闭上眼睛都背得出来。
回到楼下时，左腿已经开始疼了。
倒不是残肢磨破的疼，而是更下面本该属于小腿和脚踝、如今已经空无一物的地方。
我去问过医生，腿都已经不在了，为什么还会痛。
医生回答得很复杂，说神经，说大脑，说身体尚未接受那一部分已经消失。我听了很久，只听懂最后一句。
身体记得。
有些东西，就算人不想记得，身体也会替你记得。
上完二十七级台阶，后背已经被汗浸湿。进门后，我先把买来的菜放在桌上，再锁门，检查炉火，检查窗。
窗外没有雨。
天阴得很低，远处的云压在重建中的屋顶上。一只灰色的鸟落在断墙边缘，很快又飞走了。
我坐下来，摘掉义肢。
硅胶套褪下去时，磨破的地方已经渗了血。血不多，沿着皮肤淌出一道细线。我用温水擦干净，涂上药，再拿纱布绕了两圈。
晚饭是煮土豆和青菜汤。我把发芽的地方一块块削去，剩下的土豆已经不大。菜叶腐烂的边缘掐掉以后，只够铺满半只碗。
水烧开，我把东西都扔进去，加了一点盐。
炉子火力不好，汤半天不滚。我坐在旁边等，拐杖靠着膝盖。屋里太安静，能听见水底的小气泡一个个裂开，也能听见墙后的邻居在说话。
“她回来了？”
“早回来了。刚才还听见上楼。”
“真有脸啊，还敢回来。”
“有什么不敢的？这种人，命都硬。别人差点死在战壕里，她不过少条腿。”
小孩子的声音也夹在里面。
“她为什么不救人？”
女人说：“因为她坏。”
我伸手，把炉火调小了一些。
锅里的水终于滚起来，灰白的浮沫贴着锅沿，一圈一圈地转。
她们说得没错。
这镇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刻薄。战争死了太多人，活下来的人也各自缺了一部分。有的人缺孩子，有的人缺爱人，有的人连一具能安葬的遗体都没有。
他们需要恨一个具体的人。
而我恰好活着回来，恰好有名字，有脸，有一条足够醒目的残腿，还有一桩无从辩驳的罪。
我把汤盛出来，坐在桌边慢慢喝。没有油，土豆也没煮透，中心还有一点硬。青菜发苦，我嚼得很仔细。
在军中时，吃饭不许出声，也不能剩。我于是把汤喝得很干净，连碗底碎掉的菜叶都刮起来咽了。
饭后，我洗碗，擦桌，把剩下的一点土豆皮包好，放进垃圾桶。
一个人的夜晚，时间还很长。
我把两件衬衣洗了，挂在窗边。又取下墙上的军装，用软刷一点点刷掉肩部的灰。
军衔早就拆了。
胸口的姓名牌也已经摘下，只留下一块颜色略深的长方形痕迹。我原本想把军装扔掉，可那是我所有衣服里最结实的一件。再说，衣服又没有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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