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将它写成一本书，温斯顿想着。
那一次的会见直接推动了《南非公约》的最终签署，与这一次塞西尔·罗德斯的审判决定恐怕也是脱不开干系的。
如今，塞西尔·罗德斯的案件已经开庭审理了七天，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转交给上诉法庭。这种呼吁已是徒劳，但支持者们仍然乐此不疲。近来报纸上也多了些不同的声音，探讨将塞西尔·罗德斯交给上议院刑事法庭是否公平，未必不是支持者所想要达到的目的。
“他们成功煽动起了不少人，”站在不远处的康斯薇露开口了，她今天是以乔治·丘吉尔的身份到来的，这会坐在沙发上翻阅着庭审记录。她根本没走到窗前，似乎就已经知道了外边的情形，“比起开庭的第一天，抗议的人数多了不少。”
“就算是比起昨天，也多了许多。”温斯顿阴沉地补充了一句。
这是因为塞西尔·罗德斯昨晚在报纸上放出的声明，他很清楚这一点。
——是时候说出真相！温斯顿·丘吉尔与乔治·丘吉尔撒下了弥天大谎，他们实际上从未被关入监狱之中！
这篇文章被刊登在了《伦敦标准晚报》上。作者是一个声称“不能让真相被不实的哗众取宠与贪荣慕利所掩盖”的记者。在报道的开头，他就公然表示自己很有可能因为撰写这些文字而遭遇“不幸的意外”，因为“某些家族如今正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地摄取着名声与权力，他们通过来自异国的庞大财富，已经渗透进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就连向来以自由先锋著称的报纸媒体，也不乏他们的人马。他们绝不会允许任何人戳穿他们所营造出的英雄传奇。”
这并不是塞西尔·罗德斯第一次运用报媒的影响力为自己造势了。温斯顿敢肯定，这个老奸巨猾的殖民地总理在收到女王陛下下达的命令的瞬间开始，就已经开始计划要如何从法律制裁中逃脱。他在临走前烧掉了所有可能成为罪证的关键资料，使得前去调查的官员在他的家中一无所获，就是一个例子。
他很聪明，他并没有急于在世界面前证明自己的清白。从温斯顿等人回国到《南非公约》签署这段时间里，塞西尔·罗德斯一直保持着异样的安静，不露面，不接受采访，不发表任何言论。任由国内外的报纸夸张地渲染着他的罪行，任由抗议者在他的房子外没日没夜地喧闹——那时许多人认为这是内心有愧的表现，如今却被支持者解读为“无辜者的坚持”。
直到德兰士瓦共和国正式成为英国殖民地，激愤的浪潮逐渐平静下去，抗议者所剩无几，人们对反复咀嚼旧闻的故事也开始丧失兴趣的时候，塞西尔·罗德斯才悄无声息地反击了。
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对他的专访，这迅速吸引了不少眼球。然而，那篇采访对南非的事情只字不提，只是着重于描绘塞西尔·罗德斯多病多难的童年，青年时的艰苦奋斗，如何一步步地开拓了自己的钻石帝国，最终进入了南非政坛的经历。
不仅如此，文章还以极其富有煽动力的文字叙述了他进入政界后是如何协助英国加重对南非的掌控，推动殖民地的扩张壮举。甚至还摘录了好几条他竞选时的演讲——每一段都感人至深，并且发自肺腑地表达了对自己祖国的深切热爱。
这篇采访将塞西尔·罗德斯的罪行上升到了爱国的层次——就仿佛他所有做出的行为都是为了不列颠的荣耀，只是用错了方式，倘若说得更进一步，便是受人陷害。
从那时起，第一批他的支持者已经悄然涌现。
尽管塞西尔·罗德斯毁掉了他手上握有的关键罪证，但是德兰士瓦共和国的许多官员手上仍然留着与他交易的证据。如今政府易主，那些证据都被作为讨好或者互换的筹码交出去了，其中有许多与温斯顿及康斯薇露从监狱里带出的信件叙述相符，可以证明塞西尔·罗德斯的确犯下了那些罪行——包括协同谋杀，贪污诬陷，滥用职权，贿赂走私等等。
对此，塞西尔·罗德斯的应对，是另一篇报道。它的巧妙之处在于从头到尾一个字都不曾说过塞西尔·罗德斯是无辜的，它只是点明了许多英国政客与塞西尔·罗德斯之间曾经的友好关系，并且指出了一个事实——调查的官员没有在南非找到任何证明库尔松勋爵有罪的证据。
这下，事情就彻底变味了。
很少有人明白什么叫做“不信任动议”，也很少有人愿意去弄清楚库尔松勋爵被定罪与政府下台之间的联系，而最重要的是，没有人愿意相信库尔松勋爵被指控做了那么多事情，甚至被指控与塞西尔·罗德斯一同犯下了叛国罪，却完全找不到任何一丝的证据。
于是，在绝大多数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英国平民眼中，这就成了一场阴谋——
政府选择了将更加爱国，为英国的殖民地发展做出了更多卓越贡献的塞西尔·罗德斯作为替罪羔羊处理，只是因为他没有像库尔松勋爵那样，是个贵族的后裔罢了。
窗外的喧闹声突然提高了许多，温斯顿抬眼看去，果然，是载着塞西尔·罗德斯的马车到了。他的那些支持者们热切地迎了上去。“我们支持你！”“没有人会忘记你为大不列颠付出的一切！”等等呐喊不绝于耳，温斯顿禁不住皱起了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