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芬推了推眼镜，有些意外地看了杜涛一眼，没说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在本子上飞快记下。李想也沉稳地“嗯”了一声。
“第二，深度挖掘与传承接续。”杜涛继续道，“这部分工作贯穿始终，但前期重点在于：1、系统梳理传习所所有现存历史资料，包括赵老伯生前留下的手稿、照片、获奖证书等。2、整理并备份我抢救的录音录像资料，形成初步的技艺要点汇编。3、寻找潜在传承人线索。”他顿了顿，目光变得锐利，“除了已知的小陈，更要挖掘那些可能被遗忘的乡音。工作组特别强调，要找到所有接触过这门技艺的人，哪怕只是皮毛！王姐，你对中心历年非遗普查资料最熟，这部分线索梳理也请你多费心。小张负责资料扫描和电子化备份。”
“第三，新传习所建设监督。”杜涛拿起整改方案中关于新传习所功能要求的那几页，“这是我们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工作组赋予非遗中心（具体由我们科执行）对新传习所设计方案的一票否决权！重点在于：空间必须满足真实传承需求——排练、教学、资料存放、小型内部仪式空间（这是底线！），而非纯表演秀场。设计必须体现文化神圣性和历史感，杜绝廉价仿古和过度商业化！金鼎方面很快会提交初稿，我们要逐条对照方案细则，用专业眼光严格把关。这部分，我会亲自盯。”
传达完毕，杜涛放下文件，目光再次扫过三人：“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各位都是中心的中坚力量，工作组、刘馆长、马主任把任务交给我们科，是对我们专业能力的信任。我希望大家能通力协作，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极致。这不是普通的日常工作，这是在抢救一段即将断裂的文化基因！有什么困难，随时向我提。散会后，请各位根据分工，立刻制定各自负责部分的具体执行计划和时间表，下班前交给我。”
会议简短高效。王秀芬收拾笔记本的动作似乎快了一丝，李想已经开始检查相机设备，小张也一脸认真地打开了电脑。杜涛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心中那点“光杆司令”的忐忑稍减。他知道，这只是开始，真正的考验在于如何凝聚人心，激发潜能。
接下来的几天，杜涛像一枚高速旋转的陀螺。他一方面要主持非遗科的日常运转，确保工作组分配的三项核心任务按计划推进：
他亲自跑了两趟青川传习所现场，顶着烈日和残留的尘土气息，与文物局的专家、金鼎派来的工程负责人（换成了一个态度谨慎许多的中年人）反复确认打包方案，盯着工人用专业材料将每一面蒙尘的鼓、每一副暗淡的铜锣小心翼翼地包裹、装箱、贴上唯一编号的标签。王秀芬带着老花镜，一丝不苟地在本子上记录，不时提醒工人注意某个不起眼的角落。李想的摄像机镜头如同沉默的哨兵，记录下每一个细节。现场秩序井然，与之前推土机轰鸣的景象判若云泥。
另一方面，他必须快速了解和掌握非遗保护科的全部职责和运转流程。这远不止是工作组任务。他把自己埋在文件堆里，翻阅着科室历年工作档案、项目清单、经费审批流程、对外协作规范。他主动找到财务、人事、办公室等相关科室的负责人，虚心请教，熟悉内部运作的每一个齿轮。他发现，这个名义上的“科”，之前更像马文彬主任意志的延伸执行机构，缺乏独立性和系统性规划，基础工作如非遗名录动态管理、传承人补助发放监督、基层传习点走访等，都存在疏漏或流于形式。他默默记下这些痛点，心中开始勾勒未来科室规范化运作的蓝图。
同时，工作组还直接赋予了他一项特别任务——筹建并牵头一个临时的“非遗项目真伪鉴定与风险评估小组”。这项任务源于刘彬的提议，并获得了吴立新和上级的首肯。背景是金鼎地产在“青川民俗风情旅游村”规划中，除了薅草锣鼓，还意图引入或“包装”其他所谓的“非遗”项目进行商业化开发（如计划中的“VR傩舞秀”、“机器刺绣体验馆”）。工作组痛定思痛，决心在源头上扎紧篱笆，防止类似“伪民俗”、“过度商业化阉割文化内核”的事件重演。
“你的内参里对‘伪民俗开发’的剖析一针见血，”刘彬私下对杜涛说，“这个小组由你挂帅最合适。成员需要跨部门，你提名单，我来协调。核心任务：对所有拟纳入该
项目的‘非遗’或‘民俗’元素，进行前置性专业评估。不是走过场！要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风险评估报告，明确哪些能动，哪些绝不能碰，哪些需要严格限定条件！报告直接提交工作组，作为项目审批的前置条件。”
这份信任沉甸甸的。杜涛立刻意识到，这不仅是权力，更是悬在他头顶的利剑。评估的公正性、专业性将直接决定未来项目的文化成色，也必将触动某些人的利益奶酪。
在高速运转的工作间隙，杜涛那双变得更为锐利的眼睛，从未停止对非遗保护中心，尤其是自己科室（目前三人）成员的观察。他需要一个，或者几个，能在未来的惊涛骇浪中真正并肩作战的伙伴。他心中勾勒的画像清晰：工作能力强是基础；热爱非遗事业是灵魂内核。他的目光，首先落在了王秀芬身上。
王姐，中心公认的“活字典”、“老黄牛”。杜涛调阅了她的档案：王秀芬，48岁，本地人，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进入文化系统近三十年。档案记录显示，她早年参与过全市第一次大规模的非遗资源普查，是主要记录员之一，工作笔记细致详实，受到过表彰。但近十年来，她的名字多出现在一些琐碎的档案整理、会议记录等辅助性工作上，再无亮眼表现。评优晋升似乎也总与她无缘。同事们背后议论，说她“死脑筋”、“不懂变通”，曾因坚持按流程办事得罪过当时某位分管领导（此人后来因经济问题落马），之后就被边缘化了。
杜涛的目光停留在档案中夹着的一张泛黄集体照上——前排那个笑容灿烂、眼神明亮如星火的年轻姑娘，与眼前这位沉默寡言、眉宇间刻满疲惫与麻木的中年妇女，简直判若云泥。这巨大的反差像一记无声的重锤，敲在杜涛心上。
他瞬间理解了档案里那些“死脑筋”、“不懂变通”评价背后，可能埋葬着怎样一段被强行掐灭的热忱。更沉重的是档案备注：丈夫因病早逝多年，她独自抚养女儿，生活清贫。经历过如此深重的生活巨变（丧偶）与事业打压的双重打击，她或许早已心灰意冷。但也正是这样的人，一旦那深埋的余烬被重新点燃，或许会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守护的珍贵与艰难，更能爆发出坚韧的力量。她身上沉淀的经验，以及那份被岁月尘封却未必完全熄灭的锐气，在当下这个保守而压抑的环境中，不正是他苦苦寻觅的宝藏吗？
这几天共事下来，杜涛看到了她截然不同的两面：在传习所现场，面对那些蒙尘的乐器、发黄的手稿，王秀芬的眼神会不自觉地亮起来，动作变得格外轻柔，记录时一丝不苟，甚至能指出某面鼓侧一处极细微的修补痕迹可能是赵老伯某年的手笔。她熟悉中心库房里那些蒙尘的非遗档案，能迅速找到二十年前关于青川锣鼓的某次座谈会记录。那份专业素养和对物件的珍视感，是装不出来的。然而，一旦回到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她又会迅速缩回那副沉默、近乎麻木的状态，仿佛一潭不起波澜的死水。当杜涛在科室小会上宣布由她主抓登记造册和传承线索梳理时，她只是默默点头，但杜涛捕捉到她握笔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指节有些发白。
另一位进入杜涛视野的，是赵雪梅——赵德山的女儿。工作组出于对传承人家属的尊重和其熟悉传习所情况的考虑，特聘她为工作组的临时顾问，协助物品清点和历史回忆。丧父之痛让她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窝深陷，神情悲戚，但在工作组进入传习所那天，她早早等在那里，穿着一身素净的衣服。当看到父亲生前视若生命的锣鼓被专业地包裹、登记时，她的眼泪无声地滑落，但随即就擦干，主动配合王秀芬，准确地说出每件物品的来历、故事，甚至某个不起眼木箱里藏着赵老伯记录鼓点节奏的几页残破笔记。她对父亲技艺的敬仰和对传习所的感情是真挚的，只是巨大的生活变故和之前对非遗保护的绝望，让她显得心灰意冷，对未来茫然。她才32岁，高中文化，在镇上打零工，眼神中有着底层妇女的坚韧，也藏着被生活磨砺出的黯淡。
杜涛暂时没有惊动她们。他只是默默地观察，创造更多让她们发挥专业价值的机会。在安排工作时，有意将那些需要细心、耐心和历史感的工作交给王姐；在倾听赵雪梅讲述传习所往事时，表现出真诚的尊重和重视。他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去试探那潭死水下是否还藏着未曾熄灭的星火。
这天傍晚，工作组要求的“抢救性迁移核心物品清单”初稿终于完成。杜涛让王秀芬和小张先下班，自己留在办公室做最后复核。窗外暮色四合，大楼里渐渐安静下来。他揉了揉发涩的眼睛，起身走到墙角的资料箱旁，想找一份关于麻柳刺绣（报告中提到金鼎有意引入）的旧档案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