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又到了周日,我申请离开营地,随运输车到附近的克拉科夫市。费舍尔和我同行。
“这地方你完全不熟,”他说,“我可以带你看看。”
我看了他一会,“谢谢您。”我强调了一下那个“您”字,他讷讷几声,不再说话了。
到了克拉科夫,发现这是一座很有中世纪风格的城市。有很多巨大的城堡式建筑,还有古老的石板路。石板上的纵横交错的痕迹,好像有人在上面走过了几百年。
这里目前在德军控制之下,波兰人小心翼翼沿着街边行走,看到费舍尔和我会脱帽,或沉默地让到一旁。
费舍尔时不时地指点景致。到了一条街道,这里有好多老式的红砖小楼,尖屋顶。
他恍然想起了什么,“对了!这附近有个名人故居。似乎是个……天文学家,对!当时我还记了一下。说是在这里住过,好像是文艺复兴时期?他发表了那个……日心说!”
“您是说哥白尼?”我问。
“是啊,就是他。”他说着带我走近其中一座红色小楼,这个建筑很漂亮,竖长的窗户上装饰着中世纪教堂一样的白色花纹。
但那里有几个德国党卫军守在门口,有一个波兰人手里拿了一枝花,似乎想上前。
“干什么的?”那个党卫军说。
那个波兰人马上把花垂到身侧,装作路过,赶紧走开了。
“就是这里,您想进去吗?有我带路,您哪里都能去。”费舍尔大笑两声,门口的党卫军也在看他。
我看着远去拿花的人,“不要去,这时候参观哥白尼故居,不合适。”
费舍尔呆呆的,显然没听懂。
“16世纪条顿骑士团入|侵波兰,当时哥白尼在奥尔斯丁城领导波兰人反抗,打退了条顿骑士。”我说。
从历史上来说,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时代,条顿骑士团征服了普鲁士,才有了后来的德国。而现在德国很多坦克上还印着黑十字,也是条顿骑士的标志转变来的。
可以说,条顿骑士团是德意志的祖上。
“哦,条顿骑士团我当然知道。但……但哥白尼还有这一段历史吗?怪不得。”
我去买了几个打印机墨带,又看到卖毛线的摊位。
我不会波兰语,选了五卷深蓝色毛线,又拿出十几张帝国马克,先让老板数数,看他数到哪一张觉得够。
老板嘴里低声念叨着波兰语,看看我,又看看穿党卫军制服的费舍尔。
“你在说什么?”我用德语说,然后四下看看,想找人给我翻译。没有人,只好问费舍尔,“你真的一句波兰语也不会?”
“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费舍尔从我手里抽取了一张五马克的,往毛线堆上一甩,“走吧。”他拉着我就离开了摊子。
才五马克就买一大堆毛线,德国人在占领区这日子过的。刚才老板的神情我算是明白了。
接下来费舍尔还要邀请我吃饭,我拒绝了。我问他电话在哪里。
“我要给男朋友打电话,”我说,“他最近也在东线,在一个集团军的参谋部。”
我平时并不喜欢特意强调阿尔伯特的身份职位,但这次也是没办法。费舍尔听闻后,给我指了电话的位置,知趣地离开了。
我先返回去,又拿了20马克给卖毛线的人,在他犹豫时,塞到一卷毛线里走开了。
要是真能给阿尔伯特打电话就好了,拿起电话的时候我想,然后拨通了莱温教授的电话。
“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真的很……不舒服,我待不下去了。”虽然是我主动愿意来的,可是当时他说只是给劳工评估心理,或者做一些没有伤害性的心理调查。
“怎么了,门格勒博士没有把津贴转发给您?还是伙食不好?”
“不,不是那些。”
这里吃得可以,偶尔门格勒还给我和女兵发糖果,好像我们是小孩一样。但是后来我发现他们从刚下火车的沋太人那里搜罗零食时,那些糖果的味道就变了。
我这次出来前,他还给了我一些钱。
“出去采购时多买几只口红,要那种颜色鲜亮的,给那些女兵们也都分一支。你们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我们这里的党卫军士兵们心情会好很多。”门格勒当时说。
“开始死人了吗?多吗?”莱温教授不带感情地问,他似乎只关心数据。
“不算多……但,开始了。”我说,“门格勒博士还计划了一些更……激进的实验。”
“做工作就要有遭遇困难的准备。克服一下,慢慢会习惯的。”
这些不痛不痒的套话平时只会让我昏昏欲睡,可这时却让我浑身发冷。
莱温教授继续说:“要告诉自己,您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业,为了今后更大的目标,只能坚持。再说,您不完全是雅利安血统,在这里上学已经是破格,就更要表现您对第三帝国的忠诚。”
他的话让我想马上挂掉电话。可是心里一个声音说: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之前就应该听阿尔伯特的安排,选择离开。
是的,是我自己要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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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格勒掌管这座集仲营的医学实验是在1943年,此处情节需要提前了时间。
第35章
这时莱温教授结束了“思想教育”,又说道:“对了,前两天一个女同学来我这里打听您,个头高高的女生。”
“应该是希尔德。”没想到她还去找我了。
“对,很没礼貌的一个姑娘,”他尖锐地说,“话里话外提到自己父亲在军需部。我告诉她,您到外地的医院实习了。”
“她不知道有保密协议,”我说,又想着替希尔德分辨几句,“她不是故意冒犯您的——”
“没必要解释,我是心理学教授,有自己的判断。”莱温教授打断了我,“接下来不要给我打电话,要打也要在集中營里由门格勒博士允许的情况下打。最后的报告给他过目,盖上他们的章然后由他们寄给我。”
我在电话这头无力地点头,意识到他看不见,又强打精神说“好”。不过,既然他提到了“最后的”报告——
“您是不是说,我可以把报告完结了?”我试探着问。
他停了几秒钟,似乎在估算时间,“9月的第1周过后,就回来吧,到时候我会给那边发电报。”
总算听到点有用的。
这趟回去以后,还有两周要熬。这期间我每天除了工作,晚上都在织毛线。西贝尔原来的手艺生疏了,织到领口我请教了其他女兵。最终织出一个毛线背心,虽然没什么花纹,只是交错的大平针,但好歹袖口领口都还对称。
剩下的毛线,织成了四双毛袜。
我的日记本上并没有记录到特别的内容。也许因为白天的事一直都在挑战我的神经,一天下来我总是很累,晚上从没做出有意义的梦。唯一记录下来的,是第三周时去了一次教堂,圣马丽大教堂。
它位于克拉科夫的中央广场,是一座红砖哥特式大教堂。那天我想到集仲营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我的忍|受力也快消耗殆尽,想着教堂通常比较安静,进去参观一下,换换心情。
但是有党卫军在门口守着。几个士兵进进出来,搬出来三四个扁扁的木头框箱子,很小心地装到一辆车上。
一个党卫军军官在门口抽烟,他身边的教堂人员很小声地跟他说着什么,军官吐了一口烟圈,“大区区长说了,这是德国画家的画作,理应属于德国。”
看来箱子里装的是原本教堂里的画。
这位军官看到了我,“您是?”
我说自己是柏林来这实习的学生,然后就准备走。但他叫住我,检查了我的工作通行证,就允许我进去了。
到了教堂里面,我去看祭坛和彩绘玻璃。里面还有另一群人在,其中一个有近50岁的老年士兵叹道:“可惜祭坛上的东西,少了很多。”
我望向空空的祭坛,上面原本应该有不少金银器皿。也不知是被德国人拿走了,还是波兰人自己藏起来了。
“那我们做了这些,会有罪吗?”有个头上有点伤的德国士兵声音很小地问。
我嗓子不知为何发痒,忍|耐不了,咳嗽了起来。
正要回答的人吓得一个激灵,他跳起来,转身马上望向最高处的塑像,眼里都是恐惧,好像上面的人会走下来一样。随后他目光落下,看到了祭坛旁边的我。我向他们摇手致歉,他松了口气。
“凡事都依神的意志,定会得到救赎。”那年纪大些的士兵双眼发直,背书似地说。
我准备把其中两双毛袜送给这里的两位朋友,是两名犯人。
一个是那个说我的裙子像他姐姐的男孩,叫安切尔。他有好几次路过我时向我微笑。后来他告诉我,是我先向他微笑的,虽然我毫无印象。
经常和他在一起的那个年纪大点的叫弗兰克,回忆了一会说,“其实也不算微笑,就是您的目光比较诚实,比较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