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能执了厚礼去见共军。那是何等的忍辱负重，我双手捧着家传的宝剑，恳求赐纳，换取一个平等的对待。剑被没收了。到最后，连个投降的信物都拿不出来。”
“后来到了北京，签《十七条协议》的时候，毛对阿沛说：‘北京和上海都是你们的了。’那我的拉萨呢？谁还记得我的昌都？美国人拒绝了我们，对西藏称宗主权的英国，半年后才回我的信，只写了四个字，迟复为歉。印度，睦邻友好的印度连放屁都只敢在心里放，联合国连议案都不敢提……全世界都聋了，哑了。”
“土改开始了。项将军站在台上宣布，说从今天起，没有农奴主，没有农奴，大家都是平等的人。我被押上去陪斗，那些我抽过、打过、剥过皮的人，他们终于可以对我吐口水了。但你知道最让我发疯的是什么吗？”
“是你爹不让他们打我。”
“那些农奴想用石头砸我，想用我那条人皮鞭子抽我，你爹拦住了。他说：‘不能这样，要依法处理，要讲政策。’他把我从人群里拉出来，关进一间土房子。房子很干净，地上铺着新的毡子。他给我倒了一碗酥油茶，自己也倒了一碗，坐在我对面。”
“他坐下来，和我谈话。谈了整整一夜。他说他理解我，说我从小被这样教育，不是我的错。他说新社会不是要消灭我这个人，是要消灭农奴制度。他说只要剥离了剥削制度，我也能变回一个好人。他说只要我愿意改造，愿意劳动，我还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
“他用‘人’这个字。”
“他反复用这个字。”
龙多嘉措咧开嘴：“可我是神啊。神怎么能和那些牲口一样，做人？”
“他说我罪行不算最重的，愿意给我一个机会。他让我去公社放羊，和那些农奴，不，那些翻身农民，一起劳动。他发给我一套灰色的衣服，他收走了我的活佛金印，收走了我的袈裟法器，他让我穿上那套灰衣服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以后大家都是同志。’”
“同志。”
龙多嘉措把这两个字咬得粉碎，锉而磨之，碾出来：“我和我抽过的、打过的、操过的那些贱骨头是同志。我们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子。分地的时候，我分到了八亩。八亩。我曾经拥有八千亩。”
“后来分到我的妻子央金。她是拉萨最骄傲的贵族小姐，她的嫁妆能铺满草原。工作队说，婚姻自由了，她可以选。”
“她选择留在我的身边，宁可跟着一个废人，也不愿意承认自己跟那些贱民是一样的。可她受不了。她受不了住土坯房，受不了吃糌粑，受不了自己挑水、自己生火、自己洗衣服。她以前的贴身女奴现在是妇女主任，见了她连头都不点。”
“她是气死的。生孩子那天，难产，大出血。我去找接生员，那个接生员以前是我庄园里的女奴。她来了，可她不紧不慢的，该做的都做了，可就是不紧不慢的。央金看着她，一口血没吐出来，生生把自己给憋死了。”
“我连一口薄棺，都给不了她。”
“我去放羊的第一天，有个孩子，七八岁。我认得他，他阿妈是我的差巴，长得好看，我让人把她绞死了，因为她怀了别人的孩子。就是这个孩子。他递给我一块糌粑，说：‘哥哥，你饿不饿？’”
“哥哥。”
“他叫我哥哥。”
“不是上师，不是活佛，不是少爷，不是老爷——哥哥。”
“草场还是那片草场，牦牛还是那群牦牛，风还是从雀儿山那边吹过来，吹得我的袍子哗哗响。什么都没变，什么都变了。我忽然明白过来，你爹对我做了什么——”
“他让我活着，看着我的香巴拉塌下来。看着王座朽烂，看我的名字被抹去，让我亲眼看见，神是怎么一点一点死掉的。”
“这就是他的政策，他的宽大，他的‘做人’，他的凌迟！”
这一段侠客坠崖被宿敌所救的故事听完，独木桥走了三分之一。
高压蒸汽剑般横扫而来，白练贴着项廷的鼻尖切过：“你恩将仇报，也配自称侠客？”
龙多嘉措扬声大笑，在控制台上暴雨般敲击，咻！咻！钉枪十字交叉射来：“快意恩仇，有仇必报，方为侠！韩信受辱、勾践尝胆，世人都称他们是大英雄。我忍辱负重几十年只为复仇，怎么就不算侠？”
“你不是侠，侠客活在阳光下，”项廷咬字如钉，“你甚至不算人，你是一个会躲在阴沟里的鬼！”
“是你爹把我变成了鬼！”
“我在公社放了三年羊。”他继续品读他的任侠往事。
“一千多个日夜，我在雪山上放羊。雪山上的时间和山下不同。山下的寺庙插上红旗那天，我正在给一头临产的母牛接生。它叫了一整夜，我双手伸进它的身体里，也跪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小牛站起来了，我的手已经没有知觉。”
“我和牦牛睡在一起，吃一样的草，喝一样的水，我的身上充满了屙痢拉便的臭味。我学会了挤奶，学会了捡牛粪，学会了把牛粪糊在墙上晒干了当柴烧。我的脚冻烂了，见骨头，我用烧红的石头烙，滋滋响，肉一焦，脓就不流了。”
“如果说我一个两手空空的人还能拥有什么，那可能就是……一颗惶惶不安、却又熊熊燃烧的心吧。”
“每天晚上，我躺在牛粪堆里，听着外面的风声，想着你爹。”
“我想了一千多个晚上，演练了一百种杀他的办法。刀劈、下毒、咒杀、降头……”
“但我知道，那是妄念。他是将军，有枪杆子，有新政权。我一个放羊的，连把像样的刀都没有。”
“所以我等。”
“我像一头老狼一样等。草原上的狼都知道，收起爪牙，猎物越大，越急不得。”
“1962年，天垂怜我。机会来了。”
“那年冬天，雪崩。我放羊的那片山坡像白色哈达一样盖了下来，埋了三十多头牦牛，也埋了两个牧民。公社派人来挖，挖了三天，挖出了牛，挖出了人，冻成了石头一样的东西。”
“他们没有挖到我。”
“因为雪崩之前，我就走了。我闻到了风里的味道，是大山要翻身的征兆。我爬到旁边的山脊上，看着雪浪把一切都吞下去，这是天葬。我念了一声：嗡嘛呢叭咪吽。”
“然后我杀了一个流浪汉，砸烂了他的脸，给他穿上我的僧袍，把他扔下了悬崖。”
“公社开了追悼会，说我是因公殉职，是好同志。”
“我翻过了唐古拉山，走了四十天，一个人。没马，没粮。吃雪，吃老鼠，吃草根，我把自己的皮带煮了，嚼了三天。"
他掰着手指：“我死过三次。冻死过一次，饿死过一次，还有一次是遇上了狼群。十几匹狼，围着我转圈。我没有跑，我知道跑了就完了。我站在那里，瞪着它们。天亮的时候，它们走了。”
“头狼临走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我到现在都记得那个眼神。”
“它认出我了。它知道我和它是一类东西。”
“但我比它更饿、更狠，也更嗜血。”
“我到了青海。在塔尔寺外面找到了我以前的一个弟子，他还俗了，在供销社当售货员。他认出了我，吓得跪在地上磕头，以为活佛显灵。我让他供养了一套衣裳、一张介绍信、还有盘缠。他问我去哪，我说，去渡一位共和国的大将军。”
“我花了很多年，找到了你们家。”
项廷的拳头攥紧了。
“1972年，你爹还在西南和印军打仗，你妈带着你住在成都。将军夫人，住的是苏联专家留下的小洋楼，出门有警卫，进门有勤务兵，前呼后拥，好大的排场，威风得很。我在大院外面蹲了三个月，刮风下雨我不动，我就盯着那扇窗户，每天看着你们家的灯什么时候亮，什么时候灭。你妈是文工团的，每天早上七点，她会在院子练嗓子，练完嗓子练琴。有时候是《喀秋莎》，有时候是《红梅赞》，有时候是一些我听不懂的外国曲子。下午四点，她去托儿所接你。别的军官太太都是让警卫员去接，就她自己去。有回，老师教了你一首《接过雷锋的枪》，你非要唱给她听，调跑得把门岗的小战士都逗笑了。但她从来不说你唱得不好，她蹲下来给你打拍子，然后摸着你的头说，我儿子真棒，回家妈妈用琴给你伴奏，咱们录下来寄给爸爸听。晚上七点，你爹偶尔能回来。他把你举过头顶，转三圈，他把那顶大檐帽摘下来，扣在你光溜溜的小脑瓜顶上，帽子太大，把你的眼睛都盖住了，你就说‘我是大将军！我要打坏蛋！冲啊！解放全中国！’你妈就站在旁边，看着你们爷俩闹，嘴角有笑，眼睛里也有。炉子上炖的是排骨，用的是从老家带来的黄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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