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革命难，政治革命更难，思想革命尤难，这是我所受的教训”，当蒋梦麟在这本名之为《西潮》的书中最后说出这句话，他仿佛透过昆明城上空爆炸的烟尘看到了数年前在南岳衡山（联大文学院所在地）所经历的一次日出：
那个像橘子、像金色的驼鸟蛋、像大火球一般的太阳，终于从云海里冉冉升起，最后浮出云端，躺卧在雪白的天鹅绒垫子上。
他把这看作是未来中国的一个先兆。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应修人（1900—1933），浙江慈溪人。原名应麟德，笔名丁九。1914年在上海福源钱庄做学徒。
“五四”时期，他积极参加爱国反帝行动。1921年5月，他联合钱庄执业的谢旦如、毕格心等创办了“上海市通信图书馆”。受“五四”运动影响，开始创作新诗。1922年，与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等创办中国“五四”后最早的新诗社——湖畔诗社，成为当时生气勃勃的新诗运动中一支突起的新军。编成四人诗合集《湖畔》和《春的歌集》自费出版。后创办并主编《支那二月》。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年底，他受党的派遣，去广州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期间，曾邀请鲁迅去黄埔中央政治学校作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又受党的派遣，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8月，从苏联回国后，在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并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5月14日牺牲。所作诗文后收入《修人集》出版。
革命者应麟德的经济生活：应修人一九二三年的一个切片
玩笑
应麟德十四岁那年离开家乡慈溪应家河塘，进了上海的一家钱庄做学徒。后来又离开那家叫福源的钱庄，进了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棉业银行，短短几年，就做到了银行出纳股主任的位子。
但据说此人在钱庄做事时就不太安分，老是想着要“弃商务农”。十八岁那年他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按当时知识阶级的时尚，照片背后他题了两句诗，写的是：学商何如学农好，想共乡人乐岁穰。十九岁那年的春天，看到报上的招生广告，他给南京省立第一农校校长写了一封信，痛陈他的“好农之志”。大意是，他虽知在商亦可救国，但商场凶险，贪利忘义，媚上咒下，改革又非小商人所能，求高职又非昧着良心不可，所以他只有逃跑。校长先生劝他暂且不要辞去钱庄职务，救国固然重要，饭碗更是重要。再加上父亲的阻拦，搞得他一时很是痛苦。在给主持《时事新报·学灯》笔政的张东荪的一封信里，他说要痛下决心，投身农界，“改良农业，造福农民”。
且看看年轻的钱庄学徒想象中的农村是什么样的农村：
那是“两行绿草的池塘”加“牧牛儿一双”的农村，是“染着温静的绿情，那绿树浓荫里流出鸟的歌声”的农村，是有着“蓝格子布扎在头上、一篮新剪的苜蓿挽在肘儿上”的“伊”赤足走在田塍上的农村。他看到田塍上静静地睡着“受过蹂躏的青菜”，犹豫着“还是绕着远路走呢，还是践伊而过呢”。事实上1919年的浙东农村是什么模样呢？它或许有着钱庄学徒应麟德赞美过的鸟儿、鸭儿、狗儿、小猫儿、小蜻蜓和“伊”，但肯定不会有这样泛滥的好心情。
一个人成天在铜钱的气息中讨生活，偶尔做做乡村梦也算是浮上来透口气。这么说或许有些道理，但用到应麟德身上好像就不太合适了。应麟德一直是个认真的人，他这个梦做得太逼真了，不仅骗过了他的朋友，也骗过了他自己。他终于没有走成，或许是有着不为外人所知的苦衷。事实上到了1922年春天，应麟德还在做着他的乡村救国梦。从日记来看，他在钱庄执业期间还数次租借农民土地，继续他的实验与梦想。
5月16日日记载：“晨6点多乘电车到北四川路底。走到天通庵站北，有茅舍，住农民夫妇和女儿共三人，种蔬菜。想向其转租一短畦自种。”由于各种原因，当天没有租定。第二天早晨，“又到北郊，租定两短畦（我脚七步方），二元一年，又代照料收拾费二元。”第三天，“又和友舜步行到北郊……再租一短畦，共一年六元了。”这里所说的“北四川路底”、“天通庵站北”和“北郊”，就是现在虹口体育场对面的一大块土地，那时是一片农田，居住着种田的农户。应麟德租了几块地后，做毕了钱庄的事就去“锄田”，然后像一个农业时代的诗人一样不无矫情地写他的田园诗歌。
年轻的银行出纳股主任把包围他的优裕的物质生活视作牢禁囚徒的十丈红尘，自称“尘囚”。他觉得，只有当他的脚心与泥土接触的一刻他才成为一个自由人，一个完整的人。到了第二年的4月，他给杭州的诗友写信，想以“湖畔诗社”为核心建成“湖畔新村”。他在想象中一次次地修正着新村的蓝图，“我以为要湖畔村的人才能入湖畔社，而入村不一定入社”。这实质上是一个诗歌公社，或者说是一个以诗人为精神领袖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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