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叫程福赟的人物，值得在这里说说。
出帝北征时，他当时正做着奉国右厢都指挥使，五代时，马军旧称“护圣”，后来改为“龙捷”；步军旧称“奉国”，后来改为“虎捷”。都是对禁军的称谓。禁军有左右两部，称为“左厢”“右厢”。程福赟的“奉国右厢都指挥使”，就是步军右厢总指挥官。
这一支步军有了“阴谋拥戴”的军变，夜间开始纵火焚烧大营。
程福赟组织灭火，自己也被烧伤。大火被扑灭，哗变者没有成功。
当时战场形势险恶，京师空虚，天子在外，而契丹即至，程福赟思前想后，认为不应该因为这一场变故而动摇人听。
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隐匿这件事，不去上报，尽可能地将消息控制在小范围内。这是“以静制动”的兵法枢机所在。
程福赟不简单。
但有个下级军将，很想肉体消灭程福赟，他好取而代之，于是诬陷说程福赟参与叛乱，与哗变者同谋——如果不是这样，他为何不上报？
出帝闻言，想想也是，哪有那样的人啊？于是抓了程福赟，程福赟也不自辩，最后被杀。史称“人皆以为冤”。
后晋帝国，无道至此，还有这样的忠义之人，实属难得。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信息是：契丹开始得到河北等地后，总是对地方有“抚慰”，地方官也往往留任拜官并有赏赐。等到戚城之败，惹恼了耶律德光，再后来，攻略所得的庶民，一律杀害；俘虏的军士，全部烧死。史称“由是晋人愤怒，戮力争奋”。中原士庶对契丹开始有仇恨积聚。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信息是：当时后晋最为强大的一支军队是驻守三晋大地的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刘知远虽然也曾有过大兵异动，早期也曾抗击契丹，但在这一次决战中，却始终是佯动。出帝下诏令他率部出恒州（今山西大同）击契丹，他却兵屯乐平（今山西昔阳），逗留不前。
出帝返回汴梁后，对景延广有了不满，夺了他的大权。
景延广“郁郁不得志”就居住到洛阳。他也看出中原虽然战胜，但长久看，似不是契丹对手，于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开始大置宅第，广置伎乐，恣意放纵，聊以度日。出帝也有感觉：战役虽胜，但实不足为喜。投降的将士、背叛的刺史、不听调遣的大将，特别是刘知远的河东，正在做大做强。这些都让晋国有了隐忧。他有些后悔当初的孟浪，不该放纵景延广横挑强梁。
一代名相桑维翰，在后晋朝中遭遇一群昏人的排挤，此际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但他还是相信契丹的魔力，于是多次劝谏出帝向契丹请和，停止战争，以此来缓解大晋倾覆的结局。石重贵于是派人向契丹奉表称臣求和。
耶律德光回信说：“让桑维翰、景延广来；再把镇州、定州割给我，乃可以谈和。”
将本国大臣送给敌国，已经割让燕云十六州，还要继续割让两个大州，这条件根本就不是条件，这是明摆着不想“和”。史称“晋知其不可，乃止”。
两国的仇雠已经不可化解。
此际只有你死我活。
事实上，契丹连岁入寇，不仅中原疲于奔命、边民受尽战火之苦和“括率”之毒，契丹人和牲畜也损失惨重。契丹部落民众也普遍厌战。耶律德光的母亲述律平太后开始劝谏儿子。
她说：“让汉人来当胡人大汗行不行？”
耶律德光回答说：“不行！”
太后又说：“那你为何要当汉人的皇帝？”
德光道：“姓石那小子辜负了我对他们的恩义，不能容忍。”
太后说：“你现在即使取得汉地，也不能居留；万一有差失，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德光一向服从母亲懿旨，也准备接受母亲的意见。但一想起“十万横磨剑”就无法按下一股腌臜之气。
述律平太后又对她的下属众人说：“这些年来，汉儿哪曾睡过一晌好觉！自古以来，只听说汉来和蕃，没有听说过蕃去和汉。汉儿如果能回心转意，我们又何必吝惜与汉儿和好！”
这番话的意思是：只要汉人继续来求和，契丹还是愿意忘记“十万横磨剑”的故实，争取与汉人和好如初。但后晋一次求和不成，就没有再派人来说项。后来耶律德光进入汴梁时对大臣李崧等人说：“如果当时晋国使者再来大辽求和，我也许就答应了，那可能就没有这一次南北之战了。”
后晋没有再去求和，契丹想着“十万横磨剑”，于是，有了第二次决战。
皇甫遇置死后生
公元945年，辽、晋大战于阳城（河北安国、顺城附近），晋兵大败契丹兵，耶律德光仓皇北遁。是为第二次战役。
第二次战役，与幽州节度使赵延寿有关。他怂恿了耶律德光。
契丹大将赵延寿，原来是中原将领，多年前跟随老爹赵德钧投降契丹，此人有战功，契丹有“以汉制汉”的远猷，所以赵德钧死后，他一直得到重用，给了他一个幽州节度使。
幽州节度使又称卢龙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是当时河北最大的一个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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