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还多次要杨光远到河北一带来做“都部署”，前方总指挥，处理边境事宜。最后，干脆任命杨光远为天雄节度使，治所在河北大名。此地辖境当河北南部，靠近幽州，属于天下重镇。
石敬瑭这一招太昏！任命完事，他就后悔了——这里距离契丹太近，万一这小子要是效仿老夫，那可不是耍的！桑维翰也有这个考虑，于是秘密请求分散天雄军的兵力，办法是：给杨光远加官为太尉（朝廷军事方面的最高荣誉职称）、改为西京留守兼河阳节度使（治所在河南孟州）。
杨光远得到消息，从此对石敬瑭和后晋有了怨恨心理，他开始暗中贿赂契丹，并多次向契丹自我表白，还私自训养了各类亲兵千余人。这时，他已经有了叛离的念头。只不过，他在等待时机。
石敬瑭也知道“移镇”对藩帅伤害太大。于是又更命杨光远镇守山东青州，加封为东平王。这样，杨光远就由“省部级”升格为“国王”啦！此举，算是略略安慰了杨光远。在帝国之中，“王国”是最高行政级别了，再往上，就是“帝国”了。杨光远开始称王，也觉得尚好。就要求带着儿子杨承祚同行，石敬瑭答应，又拜杨承祚为莱州防御使，父子俱东。
作为临别礼物，石敬瑭还送给他们官马三百匹。
但就是这三百匹马，成了杨光远日后跟后晋翻脸的台面理由。
出帝石重贵继位后，也不敢得罪杨光远，还拜他为太师，封寿王。但景延广开始生事。他认为晋国马少，不利于以后与北方的征战，于是又开始“括”天下之马用来佐军。他给杨光远发去了一个口信，说先帝给你的良马三百匹，乃是借的不是送的，要还给朝廷。
杨光远闻讯大怒：“此马乃先帝赐我，安得复取！这是怀疑我造反啊！”
于是干脆就反。
他的谋反策略与石敬瑭如出一辙：召契丹入寇。
他告诉契丹愿意合兵灭晋，还说“中原士兵大半都饿死了，没有什么战斗力了！”耶律德光大喜，于是率十五万铁骑南下，连下贝州（今河北邢台附近）等地。后晋北疆的几个刺史也闻风而降。
为帝业“北结强虏”
从石敬瑭开始，中原大藩起兵造反，所依靠的核心力量就是契丹。除了契丹，他们也都知道拿不出更优势的力量来做那泼天的帝王“大业”。
石敬瑭做了皇上之后，中原连续有三个藩镇不服从他的调动，最后反叛，吓得石敬瑭心惊肉跳，几乎就要逃窜。最后他问计于河东大帅刘知远，刘知远说：“自古帝王之兴，自有天命。陛下当年守晋阳，困难的时候，粮食已经不够五天所用，但最后还是成就大业。这就是天命。现在天下已定，内有劲兵，北结强虏，那些鼠辈又能干成什么大事！”这一番话，让石敬瑭放下心来。
“北结强虏”，是五代这一批要干“大业”的人最重要的依恃。所以能在乱世成事，这是不可忽略的“国际背景”。在这一层历史迷雾中，船山先生深刻地勘透了它的因果。他在《读通鉴论》中分析这个现象时说：“德不可恃，恃其功；功不可恃，恃其权；权不可恃，恃其力；俱无可恃，所恃以偷立乎汴邑而自谓为天子者，唯契丹之虚声以恐吓臣民而已。故三镇继起，张皇欲窜，而刘知远曰：‘外结强虏，鼠辈何能为？’则契丹以外，敬瑭无可依以立命也可知矣。”
这段话意思是：（历史来看，每一次改朝换代）如果道义道德不可依恃，那就依恃功业名望；功业名望不可依恃，那就依恃权力权谋；权力权谋不可依恃，那就依恃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石敬瑭这些都没有足够资源可以依恃，但他之所以在汴梁僭位而自认为是天子，唯有仗恃契丹的声名用来恐吓臣民而已。所以三镇一开始叛乱，他认为自己没有力量能够弹压，就想逃窜。刘知远说：“外结强虏，鼠辈何能为？”透过这句话可以知道：石敬瑭实在是除了契丹之外，没有任何可以支持他人间立命也即充当天子的资本。
杨光远要干“大业”，也要依恃契丹的力量做一次中原之主。
他在等待时机。
石敬瑭尚在时，他有过一次机缘。
三镇之一的滑州（今河南浚县东）叛乱，杨光远受石敬瑭之命前往剿抚或平叛。但他部下的大兵还没有到滑州时，士卒们听说滑州已经反了，就想推戴杨光远做皇上。士卒们认为主帅杨光远当初在晋阳投降石敬瑭，一定有不得已的苦衷。现在推动主帅当皇上，我们这些人都可以加官晋爵。于是大胆不逞之徒开始啸聚，阴谋胁迫杨光远起事。
但杨光远认为这个“机缘”并不成熟，理由很多，但我能猜想他的小九九，就是还没有做好勾结契丹的准备！依靠他现有的藩镇力量，要推翻上台不久的石敬瑭，似还没有胜算。于是，他严厉斥责了这伙闹事的部下，大言道：“天子岂汝辈贩弄之物！晋阳之降出于穷迫，今若改图，真反贼也。”天子这个位置，岂是你们这班家伙贩卖摆弄的玩物！本帅当初晋阳之降实在是出于形势所迫，现在要想改变图谋，那可真是反贼了！
像石敬瑭一样，何时是合适机缘，他们有动物直觉般的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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