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主李煜时，又搜罗民间底层人物，如佣奴、赘婿之类，也组织起来，番号为“义勇军”。同时再告知有钱人家，让他们自备日用和军服、兵器，让他们招集无赖亡命之辈，番号为“自在军”。凡此种种，史称“民应之者益多”。到金陵被围后，李煜要张洎写了诏书，用蜡丸送往契丹求援。又写了好几篇战争动员令，送往境内各地，广招百姓，老弱不算，凡是能拿得起兵器的就来参军保家卫国，番号为“排门军”。
这类名号总有十三等，都派遣到边境各个要塞登城把守。直到一年后，金陵城破，这些杂牌军人才得以回家务农。
南唐士庶对捍御王朝有自觉性和积极性。说到底，南唐不是一个无道邦国。
但赵宋要比李唐强大得多；曹彬要比唐将强大得多；中原气势要比江南气势强大得多。李唐虽然兵多将广，人心无二，但气数已尽。“气数”，这个东西不是“因果”，不是“规律”。它由无数的偶然性组合而成，各种偶然性聚变为一种奇异莫测的气场，昭示了某种进入惯性轨道的趋势，不可变更。
一般以为“气数”“天命”这类传统史学观念是一种“落后”的“巫术”思想，但是考察现代历史哲学，就会发现，自新康德主义以来，没有什么人愿意讲述“客观”的“规律”史学，相反，人多信任神创论或偶然力量。
符号学家、史学家罗兰·巴特在他的《结构主义选读》讨论“历史的话语”时，就明确说：从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开始，历史，是史学家个性化表达的结果。希罗多德的叙事结构就表现了“一种特殊的历史哲学——倡举由人、处置由神”（可以想一想“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中国式说法，二者何其相近）。而在评价大史学家米歇莱时，巴特说：他在严密组织起来的概念和形态的对比中，“其结果意味着摩尼教的生死观”。
另一个历史学家雷蒙·阿隆在他的《历史哲学导论》讨论“历史规律”时，更认为往事构成的历史，不存在所谓“规律”，因为历史“不可逆”，更“不可再现”。他提出了“神秘的余数”这个概念。可能存在着“另外一种更高级力量的支配”，可能存在着“来自最高权力的命令”，而所谓“规律”“因果”这类讲述往事的概念，经由分析“所显示出来的神秘余数，也就全然不同”。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规律”；而“因果”也各有各的不同。因为往事不可逆，故任何分析都不可能穷尽一切，一定在所有的分析完了之后，会发现不同类型的无法解释的剩余部分，这就是“神秘的余数”。
气数、天命、天道等等，就是历史的神秘余数，不可穷尽。李煜的南唐富庶程度不亚于中原大宋，文明程度不让于中原大宋，将士兵卒不少于中原大宋，但它从一开始，就没有与大宋抗衡的气势。这不是“历史规律”和“历史因果”可以解释得了的问题。无论诉诸何种解释或分析，总有解释不清、分析不清的存在。历史规律或因果，在分析中，不可整除；一定会有余数。这些余数就像π一样无限不循环，没有规律。历史是一个无理数。
更神秘的是，如果有老天爷，老天爷也不在南唐这一边。
朱令赟援助金陵
陆游《南唐书》载：“王师采石矶，作浮桥成，长驱渡江，遂至金陵。每岁，大江春夏暴涨，谓之‘黄花水’，及宋师至，而水皆缩小，国人异之。”此事仿佛“天助”。
朱令赟来援金陵也同样神奇得很。
大将朱令赟几乎带着悲壮的使命感，从湖口（今属江西九江）率大军赴金陵，号称十五万众（这个数字显然夸张）。他需要沿江东浮八百多里，经皖口、池州、铜陵、芜湖，而后到采石矶。过了采石矶，才有希望到达金陵城下。而这一路上，宋师早已安排好了“打援”的部队。朱令赟大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慷慨。他把巨大的木材捆绑在一起建造水筏，长百余丈；他乘坐的主力战舰能够容纳千人。他已经做好战役准备，浮江而下直趋采石矶，焚浮桥，将宋师一分为二。这样就可以分别击破曹彬、潘美。此前一直在涨潮，等到他准备东下时，江水开始下降，大型战舰一时不能通过。
宋将王明军屯独树口（今属安徽安庆），闻听朱令赟整军而来，多少有些心慌，急忙派遣他的儿子乘快马将情报送到汴梁，并请求朝廷赶紧增造大船三百，来袭击朱令赟。赵匡胤复诏道：“你这个主意不是应急之策。朱令赟早晚到了金陵，宋师之围就完了！”于是给他密令，要他在江渚洲岛之间，多多竖立一些高大的木头，排列起来就像帆樯的样子。这样，朱令赟看到，就会怀疑有伏兵，可以迟滞他的行动。
果然，朱令赟远远看到“帆樯林立”时，就开始逗遛，他需要细作前去侦察。恰好江水浅涸，不利旗舰之行。他这一缓，就给宋师留出了时间。等他摸清情况，再度东下时，宋师已经做好了准备。
朱令赟待潮水上涨，乘巨舰高十余重，上建大将旗幡，浩荡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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