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五代时，藩镇强悍，朝廷几乎无法左右州郡，每当确实需要“移镇受代”，也即以州郡为单位的防务调动，都要先派出近臣到地方好言相劝，同时还要发兵备之。即使这样胡萝卜加大棒的调动，还是有藩帅们不愿意奉诏。纳入到这种历史惯性中来考察“权知”制度之建构，就知道此中圣贤立意的艰难和创造性。权知，确是中国军政史上的大事。
了不起的文官制度
昝居润，似乎天生就是一个文官材料。此人善于做文章，又懂财会，为人明白事理而且聪明，有操守，史称“笃于行义”，乐意真诚地做仁义之事。而且乐于推荐人才。虽然历仕四朝，但从未有不良记录。大宋帝国的“权知”制度从他开始，可谓“得人”。
赵匡胤时代初期，天下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现在，用赵普谋，使昝居润一类的京官、文官出任地方，等于向天下发出了一个信号。
以后，由朝廷派出官员到地方执掌州县，成为常例。
乾德五年，过去郭崇的部下辛仲甫，入朝拜为右补阙，出知光州（今属河南）。
补阙，是一个七品上的谏官，主要职责是规谏皇帝，也兼负着举荐人才的任务。像左右拾遗一样，补阙也分左右，但比拾遗略高一级。辛仲甫由朝官去“知”县城，品秩不变。在光州期间，赶上一次涝灾，有一条大河决堤，水漫州城，辛仲甫就集中了舟船数百艘，展开救援，当时州府的军用物资和百姓储备，都用这些船运载到高地，得到保存。一州人赖此而度过了荒年。
他还发现此地有水无树，人们行走在官道上、田野间，夏天都没有个凉快地方，于是就发动地方种树，很快，一些柳树就成长起来，州人很感谢他的德政，称这些柳树为“补阙柳”。
后来他移镇彭州（今属四川成都），成功地平定了一起预谋中的暴乱。当时有贼寇准备趁节日官民宴集期间作乱，当时已经是春天，辛仲甫看到城濠两岸的冬草甚高，觉得这个地方适合贼人隐蔽，就令人将濠草一烧而光。贼寇见这情况，以为阴谋泄露，就有人来主动自首，辛仲甫顺藤摸瓜，抓了首乱者百人正法。一场可能的暴乱平息了。
四川孟昶的后蜀平定后，需要有人治理西川。那地方需要有武官镇守，但老赵还是想找一个文官，但最好是文武双全的人才，就问赵普有没有这样的人。赵普推荐了辛仲甫。
五代以来，诸州马步军院都虞候，马军、步军司令部办公室主任，大多由藩镇安排自己的衙门将校担任，太祖知道这是个弊端，因为办公室都是他自己的人员，秉公处理军政事务的可能性太小，容易让藩帅在其间“上下其手”，于是，加进了一个官职司寇参军，进入马步军院，这个人选，往往以科举考试中的“九经及第”的进士充任。宋初著名文人柳开，就是第一个到宋州（今属河南商丘）出任司寇参军的文职官员。后来司寇参军又改名为司理参军。大宋流传着很多“马步院”的故实，其实应该叫“司理院”。
几年时间里，老赵完成了国家由军事管理向文官管理的转型，成功地实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
对此，老赵也很得意，他像个孩子似的对赵普说：“五代藩镇太残虐，老百姓受害不小。朕今天就用儒臣干过去藩镇们干的事！要派下一百多人去治理大藩！就算这一百多文人个个都贪、都脏，也赶不上武夫的十分之一呢！”
老赵对州郡地方，一方面派出知县，“渐削其权”，一方面则根据具体情况，如藩帅病逝、藩帅迁徙、藩帅升迁、藩帅遥领他职，慢慢使原来的武夫藩帅也退出州郡管理，而代之以文官。十几年间，终于造就了大宋帝国了不起的文官制度。在这个文官制度下，道州郡县，三百年间，先后出现了无数圣贤人物，为大宋赢来前所未有的圣贤气象。后来坊间流传、小说讲述、戏剧演出的很多“知县”“县令”“太守”故实，大多出自于大宋，源头在此。
这是圣贤制定制度，制度反过来造就圣贤的良性运作。
在后来的日子里，赵匡胤逐步削夺节度使镇将之权的方式是，强化县一级的权力，虚化州一级的权力。按照赵普的意见，太祖在颁给中书门下的诏书中有一道命令，大意说：
以后各县都要置县尉一员，其地位在县秘书主簿之下，俸禄与主簿同。以后凡是遇有盗贼斗讼之类地方事件，各州刺史要将这类事件转给县令及县尉处理。州郡不得越俎代庖，不得代替各县处理案件。
为了加强各县武装力量，还允许根据各县规模，各置不同数额的弓手。
此外，还有一项制度规定：各节镇辖下支郡，皆直隶京师，这些支郡“得自奏事，不属诸藩”，可以自行向朝廷奏事，不再属于诸藩。这就等于将各州郡的二级管辖地权力收归朝廷，诸藩，由原来的“省部级”成为与“地市级”并行的行政单位。这样，五代以来的由节度使擅自处理县级事务的藩镇权力得到控制。从此以后，公事又回到县一级管理，而藩镇诸将所能主管的，不过是所在城内公事而已，其权力都达不到乡村——乡村一级皆由“权知”的县令管辖。史称“于是节度使之权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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