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纪事本末》的作者，明人陈邦瞻对此有议论道：
宋祖君臣惩五季尾大之祸，尽收节帅兵柄，然后征伐自天子出，可谓识时势、善断割，英主之雄略矣！然观其任将如此，此岂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后世子孙不甚推此意，徒以杯酒释兵权为美谈。至南渡后，奸臣犹托前议，罢三大帅兵以与雠敌连和，岂太祖、赵普之谋误之耶！然当时务强主势，矫枉过直，兵材尽聚京师，藩篱日削，故主势强而国势反弱矣，亦不可谓非其遗孽也。
陈邦瞻这一番话的意思是说：
太祖与赵普偃武修文的国家战略自有成就，但后世子孙错误理解祖宗大义，更有奸臣之辈，借杯酒释兵权为借口，一味对敌退让，只知道削兵权，以至于南渡之后，还削三大元帅的兵权，与仇敌连和。导致国势反弱，这笔账难道可以算到太祖和赵普的头上吗？
观陈氏口吻，可以看出他的矛盾，一面肯定收藩镇兵权为“识时势、善断割”，为“英主之雄略”；一面又认为后来导致“国势反弱”，虽然不能算在老赵头上，但是当初的收兵权也不是一点责任没有，云云。
关于这个问题，千年来，诸说不一，迄今犹有各种不同意见。南宋人陈亮在《龙川集》中的说法，我认为公允而又有见地。有鉴于五代之乱，故收兵权“以定祸乱”；后世不懂“以定祸乱”为收兵权之战略诉求，而一味诉诸收兵权、收兵权、收兵权！这才导致了“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若太祖太宗在，必以“定祸乱”为目标，而不会以“收兵权”为目标。这就是太祖太宗与后世“弱宋”管理者有异的家法认同。
陈亮原文是：
五代之际，兵财之柄倒持于下，太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用儒学“体用”说就是：“收兵权”是用，“定祸乱”是体。如果还有一个“法”的话，那就是“久任”。定祸乱为体，收兵权为用，久任则为法。大宋三百年，明此理者，太祖之外，寥寥。
老赵统御边帅，如臂使指，得心应手，这与老赵的制度性安排和推诚相见关联甚大。就驾驭边帅而言，两汉、隋唐，以迄于明清，无人可与老赵媲美。宋初的边境管理，是中国军政管理的极致。边境安宁，然后有安全大后方，然后老赵才可以腾出空间和时间，经营江南、荆湖、后蜀、岭南。史上对老赵这一军政管理艺术，评价甚高。
谋士赵普的锦绣货
征潞州、平扬州，两大战绩，并没有给赵匡胤带来愉快心情。扬州回来后不久，杜太后病逝，这事也让老赵黯然神伤。
他在扬州城头瞭望江南时，忽然萌生了种种不安。回到东京汴梁，他偶尔做错一点什么事，就想起母亲杜太后在他登基初始时，当着众大臣嘱咐他的那句话，“为君难”。
古来圣贤教诲在赵匡胤这里是一种精神实存。
这是赵匡胤区别于一般君王的特别闪光之处。
他也没有渴血意识，生性中总可以跟着天良决断政治疑难。
老赵宅心仁厚，禅代之初，他提出“不得伤害后周少主与太后”的约法，后来，他更将这个约法扩大到“不得伤害柴氏后人”，并且秘密立碑警示大宋历届帝王。
赵匡胤待武将也优厚，卓有战功的武将，他总是呵护有加，除非犯有贪赃枉法大罪，一般不过分处置。他没有“狡兔死，走狗烹”的动念。但他也知道，五代以来的藩镇们，反反复复，搅动起多少苦难波澜！他想改变这个格局。
建隆二年的春天，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策：免去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之职，改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从此以后，“殿前都点检”这个职位再不任人担任。大宋帝国再无“殿前都点检”。但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帝国还是风险重重。五代十国，几十年间，那么多朝代变更，那么多黄袍加身，那么多军人哗变，以至于生灵涂炭，必须要有根本性的改变……
老赵召来他最为倚重、信任的谋士赵普，开始讨论他郁结已久的心事。我想象这一番简易而又深邃的对话，是在东京汴梁宫禁便殿之中展开，应该是一个夏季的晚上。
他问赵普：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
天下自从唐代末年以来，几十年间，帝王换了八次，战争不断，生灵涂炭，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想平息天下的兵乱，为国家长治久安找到办法，天下太平之道应该是怎样的？
赵普一闻此言甚为兴奋，此事他已经筹之烂熟，早已成竹在胸，只等太祖一问。这个赵普，在若干重大问题上，常有主动献策时，也常有不扣不鸣时。一肚皮锦绣货于帝王家，需要待机而言。时不至，宁肯不言。这一次，他终于等到时机来临了，于是说出了一番在“赵匡胤时间”里最为重要的意见：
陛下今天说到这个问题，真是天地人神之福啊！说起来，天下鱼烂而大乱，也没有什么其他原因，就是藩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欲求天下大治，也没有什么其他权谋权术，只要稍稍侵削各藩镇的军权，控制他们的财权，将其精兵控制在中央禁军之中，则天下自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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