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赵匡胤曾有先下幽燕之志，惜没有实施；反而先去下河东，结果没有成功。直到太宗赵光义时代，还是坚持先下河东后下幽燕，等于还在犯战略错误。其实，不能先下河东，这个见识不仅王朴有，赵普也有，柴荣也有，张永德也有。据《东都事略》，太祖受禅之初，曾经向永德问“并汾之策”（并州、汾水，都在河东）。永德说：“刘氏虽然兵少但是很强悍，再加上契丹的援助，未可遽然而下。可以用间谍来离间他们君臣之心，设游兵以扰乱他们农耕之事，待等到它疲敝不堪时，才可以图谋。”这个意见事实上是深化了王朴的意见。老赵初期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继承了王朴、柴荣、张永德和王夫之的意见，对太祖、太宗的这一战略失误，有一段深刻的论述，他说：
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蓟；其不能取燕蓟，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与周世宗谋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后乃及太原。盖燕定则太原罝中兔耳（幽燕平定，河东太原就像笼中的兔子），将安往哉！太宗一日忘其本谋，急于伐汉，尽锐坚城（指太原）之下，仅能克之。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缯。一败而没世不振，再举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势，倒行求前，以致颠蹶也（打河东之后，兵已疲敝，再打契丹以致失败）。
王朴《平边策》虽然是一个可以调整的战略规划，但大辂椎轮，结构架子是出色的。他提出来的平天下次第，至少启发了柴荣、老赵，从地缘、形势、天理各方面来评估用兵先后，决定路线逻辑。王朴所谓“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取江南先取江淮以获得战略先手主动权的思路，都是攻战战略中值得称许的大见识。不同的只是：“后北”的“北”有两个方向：河东与幽燕。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赵匡胤犯了错误，赵光义也犯了错误。没有犯错误的是柴荣，但他可惜死得太早了，以至于王夫之要慨叹：
威方张而未竭，周主亟用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后周征伐江南，其兵威刚刚开始震慑天下，还没有衰竭，周主柴荣如能赶紧乘其兵威而用之于幽燕，天假之年，中原就可以在后周时代底定了吧！
在老赵那里，持“先南后北”战略最坚定的人物是赵普。
但钱穆认为“宋则以赵普谋，先南后北为持重。兵力已疲，而贻艰钜于后人，则太祖之失也”。钱穆认为这个“先南后北”战略是错误的，正因为一开始就在南方用兵，结果“兵力已疲”，再向北方用兵时，力量开始削弱，等于给后人（赵光义等）造成了难度。这也是一个意见。历史已矣，无法复盘，可留给人的是思想的无限推演。推演中，各有家法。钱穆意见，也是一家之言。
西征军首战失利
周世宗柴荣常常因为自唐僖宗时中原日益缩小而愤慨。自从高平一战奏捷，慨然而生削平诸国、一统天下的志向。正好后周西边的秦州，有人到汴梁献策，请求恢复旧日大唐疆域，柴荣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当初后晋末年，契丹入主中原，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杀死传诏的契丹使者，率秦（今甘肃天水）、阶（今甘肃武都）、成（今甘肃成县）三州，归附后蜀。现在，后蜀听说后周有异动，就派出客省使赵季札来到这三州巡视东北边备。
赵季札与史上纸上谈兵的赵括有一拼，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但他又没有赵括的勇气，只会吹牛。所以他巡视了一圈之后，对后蜀主孟昶说：“雄武（今甘肃榆中）节度使、凤州（今陕西凤县）刺史等人，都不是将帅之才，不足以御大敌。”蜀主问：“那谁可镇守那里啊？”赵季札说自己行。蜀主就任命他为雄武监军使，并将宿卫精兵千人作为他的亲兵部队。
蜀主又命知枢密院王昭远巡查北部城寨武备情况。
柴荣知道秦、凤二州扼周蜀之间，为大周西北门户，相当于周唐之间的江淮、周辽之间的幽燕，都是战略先手之地。欲击契丹，必先取幽燕；欲破南唐，必先取江淮；欲平后蜀，必先取秦凤。按王朴意见，当先下江南再下楚汉、后蜀，但现在有战机，也不妨西北用兵，热身。但是谁可以带兵去秦凤呢？礼部尚书、监修国史、参知枢密院事王溥推荐了宣徽南院使、镇安节度使向训。
公元955年，显德二年五月，周世宗派遣王景兼西南行营都招讨使，向训兼行营兵马都监，从“川陕咽喉”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南郊）趋秦州、凤州，向后蜀开战。
周师在蜀境连克八个军事要塞，赵季札闻听大惊，连忙将辎重和带出的妓妾遣回成都，自己则上书请求解除守边任务，回京汇报边警。然后，留下大军，自己单骑驰入成都。蜀民更为惊骇，还以为主帅打了败仗逃跑。秦凤二州，很快传开流言，以为蜀军已溃。赵季札回京后，蜀主孟昶问他军情，什么都答不上来。孟昶大怒，将他关押在御史台，几天后，越想越失望，这个赵季札不是拿着军情当儿戏吗！终于将他在崇礼门斩首。随后，蜀主派出捧圣控鹤都指挥使、保宁节度使李廷珪为北路行营都统，迎击周师。
周师西征军与李廷珪等在威武城东战，第一次失利，排阵使濮州刺史胡立等人被后蜀擒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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