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做《新五代史》，区别于《旧五代史》的重要义理就是“春秋笔法”，也即对历来君臣士庶做道义评判。五代之际，忠义难得，所以欧阳修专门做了两篇传记记录忠义之人，一为《死节传》，一为《死事传》，所谓“死节”，也即自觉地死于忠义；所谓“死事”，也即不自觉地死于忠义。前者记录三人，后者记录十五人，但是无论“死节”还是“死事”，都没有列入张宪。我认为这是《新五代史》的一个疏漏，张宪就是欧阳修表彰的那种“全节之士”，因此完全有资格进入《死节传》。
后汉隐帝时代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张宪和张昭远二人所料：乱兵杀死李存霸，张宪也同时遇害，河东宣布效忠李嗣源，到新主之前求富贵去了。
《宋史》认为张宪同时遇害，《资治通鉴》认为张宪“闻变，出奔忻州”，听说有兵变，逃跑到忻州（今属山西）去了。
张昭远没有“死节”也没有“死事”。但他应该能够从张宪的“死节”中看到乱世的渊源和祸患的逻辑。所以他在后来的日子里，只要有可能，就劝谏君主行正道不要走邪路。
李嗣源时，他做了史馆修撰，专门修《唐史》和《实录》，他得到一次机会，给李嗣源上书说：“臣窃见先朝时，皇弟、皇子皆喜俳优，入则饰姬妾，出则夸仆马；习尚如此，何道能贤！诸皇子宜精择师傅，令皇子屈身师事之，讲礼义之经，论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则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祸乱之源。……”
臣看到先朝（李存勖）时，皇弟、皇子都喜欢伶人戏子，进门就给姬妾捯饬打扮，出门就夸耀自己的仆人骏马。有如此习尚，怎么可能有希望成为圣贤？现在，应该为陛下的诸位皇子精心选择好的老师，令皇子们躬身拜他们为师，要恭恭敬敬地侍奉老师，培养一点敬畏之心，请老师们为他们讲习礼义和圣贤经典，论述国家安危之道。
古代人君一旦即位，就册立太子，这是为了明确嫡庶的区别，以此塞住祸乱的根源。张昭远这一番话可谓“一言兴邦”之至理。帝制时代，权力交接自有合法程序，预先立储，正是让他人免去觊觎皇位的野心。
宫廷不乱，天下不乱，士庶平安。五代乱世，张昭远有此见识，已经迥异于一般朝臣。史称“帝赏叹其言而不能用”。后唐明宗很赞赏他的说法，但不能接纳他的意见实施。而李嗣源死后的乱局，也恰恰因为没有做好权力交接所致。
到了后汉隐帝时，张昭远正做着掌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卿。虽然这位隐帝望之不似人君，出于对社稷安危的关注，张昭远还是上书，要隐帝亲近儒家读书人，学习儒学经典和圣贤教训，不要亲近佞臣小人。
但刘承祐对此类建议毫无兴趣。
历史经验：帝国管理中，国家元首对儒学没有兴趣，基本上也就没有了是非观、价值观，剩下的就是权谋意识、丛林意识，或无以名之的那种疯狂的放纵、享受意识。
后汉的问题还不止于此。帝王不学无术是一方面，执政们也流于五代陋习，动辄蔑视帝王。如此一来，君臣关系紧张，就是逻辑中演绎的风景。
儒学屡屡倡导“君君臣臣”，其大义就在于：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如何像个君？如何像个臣？历代帝王自太子时代就有师傅教授，做了皇帝也有御前讲习。这些帝王之师都在按照儒学理念中的“礼制”设计教育太子或帝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大多与“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四维八德”等等相关。这是一些多年累积之国家治理经验和社会价值观，综合来看，这些东西可以概言为“公道”与“仁德”两大互相关联的板块。
在这些价值观指导下，君臣言行各有礼数。如《论语》所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因此，礼，不仅是上行仪式，更是下行仪式。如果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那就是邦国政治的失序。而政治的失序则造成帝国机器运转的“非正常化”——帝国一旦进入“非正常”，那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后汉隐帝时代，就在“非正常化”运作中，发生了悲剧。
这个悲剧，是由后汉隐帝和执政们共同酿就的。
苏逢吉的第一劣行
欲知后汉之悲剧，先要知道一个叫苏逢吉的人物。
刘知远时，苏逢吉跟着父亲做官，常代替父亲起草一些奏章文书什么的，刘知远召见他，觉得此人“精神爽秀”，于是做了官。
但种种迹象表明，苏逢吉不是一个好官。他在性情刚严的刘知远面前表现甚为乖巧伶俐，以至于有些奏章，大臣们不敢奏对，苏逢吉就选了一些，揣摩着刘知远心情不错的时候，适时递上，往往也就获得了批准。刘知远也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玩弄，这样就在众官之中形成了“苏逢吉上头有人”的感觉，于是人人都来巴结苏逢吉。
当时后汉制度草创，很多“典章”直接出自苏逢吉之手，但此人不学无术，只是随着事件的发生临时提出意见，所以史称“汉世尤无法度”。
在五代中，后汉尤其没有制度建设。他更不施德政，综观其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地方。但是令人鄙夷的故实却一桩桩一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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